重大公共政策制订 一个“民”字当头

　　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任大刚

　　前些天上海市人民政府作出适当增加本市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承诺。昨天的《新民晚报》则跟进披露了增加养老金的具体政策杠杠。拿报纸一对照，每个退休市民人人可以计算出自个能长多少养老金。若还有啥不明白的，报上还公布有市社保局的电话供退休市民咨询查问。

　　去年这个时候，市政府也适度增加了本市大多数退休市民的养老金惠及面达250万人。去年增加养老金，另划有一道政策杠杠，就是月养老金不足750元的退休市民，先由政府托底到750元，随后再同步增资。这后一条先托底的配套政策的实施，曾获得国内舆论的普遍赞同。

　　今年总的政策是普加，只要是退休市民人人有份。但除了继续实施先托底的配套政策外，又新增了更显人性化的若干配套政策。归纳下来，就是年龄越大、附加的增资部分越多。在人人普加之后，将70到74周岁、75到79周岁、80周岁以上的退休市民分成三档，再按每年工龄分别增资1、2、3元不等。

　　按照这个体现区别对待、越老越“优惠”的增资方案，某老伯若工龄满30年，年龄满80周岁，那么他本次的实际增资额就是55元（普加部分）90元（“年龄优惠”部分）＝145元。

　　说今年增加退休市民养老金政策更显人性化，在于它体现出“越老越值钱”的社会关爱。这样的关爱理念，在目前的社会里，不是“够”了而是远远不足。

　　相比较而言，上海退休市民每月养老金的平均水平在国内是较高的。但总体的较高与总体内部的相对均衡是两码事。受上海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定位等多重历史原因的制约，除了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市民，原服务于二产、三产领域的广大退休市民养老金并不高，而上海的综合消费指数在国内则长期名列前茅。也许正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个现状，从去年到今年，市政府两次增资政策在“普加”之后，开始借助政策杠杆有意识地调节“内部的相对均衡”。

　　据早报评论员观察，上海退休市民中，原二轻大集体企业、街道小集体企业甚至里弄生产作坊的退休市民在全部退休市民中所占的比率同样很高，受历史形成的所有制不同而工资政策不同的限制，这部分退休市民在岗期间的平均工资就比国有集体职工的平均工资低了一截，退休时折算养老金又很大程度依赖于原底板工资打折，又形成事实上的“二次吃亏”。若再分析这类企业的转制与淘汰时间，70周岁以上退休市民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对这部退休市民实施“工龄附加优惠”，更多体现为偿还“历史欠账”———一种必要且急迫的“所有制补偿”。而就总体状况看，离岗越早的退休市民，当年的“计划工资”越低，其在岗时的劳动付出和劳动价值越不对等。所以，对高龄退休市民予以增资“优惠”，不但不会引发异议而一定会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与认同。

　　我们认为，通过这件事的分析，能使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政府部门看到：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制订和操作大有学问。人们不妨设想，本年度为退休市民增资的总盘子是个确定数，盘子之内，一刀切最省心省事。但如此一来，因历史形成的“相对不公平”却得不到缩校按现行办法操作，工作量增加了，但却收“普惠”与“兼顾”的双重之效。钱还是那些钱，理念一变，结果大不一样。

　　国家正在艰难转型，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成为社会心病之一。无论是上海还是外地，政府均还没有能力全面缩小贫富差距（不同于恢复大锅饭），但政府有条件和有责任做到，在制订公共政策尤其是事关分配的公共政策时作更多有益的政策倾斜。

　　构建和谐社会是个大话题，其内容却非常具体，譬如今年上海就这件事所做的政策安排就很说明问题。现代大城市是个典型的市民社会。处于市民社会的政府，每制订一项公共政策皆“民”字当头，假以时日，这座城市一定是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