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伸张民权来维护中央权威

　　文 曹林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9月22日是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撤出投资的最后期限。但“9·22大限”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青报报道了“内蒙古没有一名公职人员主动撤资”的消息后，内蒙古有关部门负责人致电该报解释说，他们的整改期限延至10月。除此之外，河北的清理工作将于9月30日结束，河南的撤资日期延至10月10日，贵州的整治行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各具特色的地方“限令”，都突破了国务院规定的最后期限。严肃的国家政令，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可拉可伸的“橡皮筋”。中央权威与地方保护主义一直以来的矛盾和冲突，在此次“撤资令”的尴尬中显露无遗。冲突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为捍卫中央权威，维护国家政令的尊严，中央该拿什么整治地方保护下羽翼丰满的权贵资本？

　　中央与地方不均衡的分权是导致眼下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中央集权，改革计划经济，当然要分权，可正如一些专家所言，我们分权实际上走的是“行政性分权”而非“经济性分权”或“市场取向的分权”，即分权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而非社会间进行的。这种行政性分权在短时期中的确有调动下级政府积极性的作用，但很快暴露出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玻

　　在行政性分权下，改革使独立企业得以建立，然而相当部分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土地、投资和信贷资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用行政方法加以分配，则成为寻租活动的温床———显然，公务员入股煤矿分食利润，是典型的寻租表现，而许多地方不服从中央政令拖延整治，是分权中的地方权力异化使然。

　　虽然“行政性分权”是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然而中央却难以通过“收回权力”来制约地方。行政性分权走了这么多年，不少地方在利益中已陷得很深。因此，治理类似“撤资令”遭遇的困境，只能通过“伸张民权”的路径来约束地方权力，从而捍卫中央权威。

　　在对煤矿中的官商勾结进行治理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中央对官商勾结欲除之而后快，老百姓也是恨之入骨，惟有不少地方政府态度暧昧———中央和民众的痛恨，为何不能形成一种约束地方保护主义的合力呢？显然，因为老百姓手中的权利资源是相当稀缺的，他们虽然痛恨官商勾结，但这种痛恨，因为权利的贫困，不能转化为一种与中央意志合作的力量。

　　这暴露出改革分权的问题，我们的分权，是集中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进行的，而很少在中央与社会公众间进行。中央没有想到通过“赋民以权”来约束可能异化的地方权力，这很可能导致：当地方权力羽翼丰满敢和中央政令叫板的时候，中央对打击官商勾结的决心虽然很大，但措施落实的力度却可能层层弱化；公众虽然对官商勾结和权贵资本恨之入骨，但也不知道拿什么去抑制。中央与公众不能连结起来，地方享受到了间离的权力优势。

　　韦伯早就深刻指出，社会经济发展越是多元分殊，中央权力就越有必要通过赋权与民众联合，否则必处处受制于各种地方或集团利益。在行政性分权而非市场取向的分权格局中，地方权力既很少地受到来自下面的监督，又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中央的约束，而惟有“赋民权”才能打破这种不均衡。

　　“赋民权”实际上就是一种把中央和公众直接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通过赋权予民，公民与国家之间有了一种直接的政治关系；通过赋权予民，公民获得了一种监督地方权力的权利，老百姓的“恨之入骨”也就有了法律框架内的干预途径，上的传播与下的监督共同运转，才能有效地阻止地方权力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