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产业结构重型化之辨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近日，关于中国是否应走重型工业化道路的讨论再趋热烈。本文从我国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日趋重型化的肇因及应对之策等方面对此一论题此进行了深入剖析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世界银行和中国的一批研究机构一道进行了一个重大研究课

　　而日后的发展事实是，我们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目标，除了能源生产的瓶颈制约有所缓解之外，提高了整个经济对能源的节约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从产业结构上看，三产比重大幅提高了，但第二产业比重在经历了80年代的下降后，90年代再度升高，2000年的二产比重甚至高于80年代初，达到了50%，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分析原因，一是大幅提高了经济增长的科学技术含量，二是在第二产业中高耗能行业的比重大大降低了。在这十多年里，中国确实在走集约发展的道路，取得了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成就。

　　狂飙突进重型化

　　可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却又很快地调头回到了高消耗的低效增长轨道。2002年，中国的能源弹性系数猛然从上年的0.47升高到1.19，2003和2004两年此系数高达1.61和1.60。电力弹性系数也升高到1.5以上，2002～2004三年分别为1.41、1.62和1.57。去年中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一国在一年内发电装机投产最大的纪录，一年投产了五千多万千瓦，全国仍然有24个省份严重缺电；今年上半年又投产了2000万千瓦，全年将投产约7000万千瓦，而缺电的省份比去年还多。中国的煤炭产量和消费量也已是世界第一，煤矿重大事故不断。警钟已经敲得很响了。

　　照这样下去，今后能源消费年增长率是GDP年增长率的一倍半以上，如果今后能源供应的增长因资源约束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势必大幅滑落。这样低效率的增长显然是不能持续的!

　　有人说我们可以靠消费全球资源来加快发展，首先这是不了解中国资源消费结构的特点。以当前矛盾最大，问题最突出的能源问题为例，在中国的能源消费中，煤炭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石油消费不到四分之一，其余主要靠水能。世界上煤炭储量最大的是俄罗斯、美国和中国三个国家，显然长期大比例地依靠国外煤炭资源是不可能的。中国缺少高品位铁矿石资源，已经成为世界上进口铁矿石最多的国家，而国内有铁矿资源的地方的滥采滥挖，破坏环境现象屡禁不止。其次，地球的资源要维持全世界的发展所需，不可能都让我们消费。诚然，以往欧美日等先发展的国家曾经消费世界上大部分资源产量，那时世界上不发达国家众多，使得发达国家能够低价消费资源，形成巨大的南北差距。中国曾经长期努力充当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现在我们的经济规模大了，不应该以富国俱乐部新成员的面孔来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何况按人均水平我们还没资格加入富国俱乐部呢。

　　中国的能源消费中，工业消费占了大部分，70%以上的电力是被工业消费的。因此，这两年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消耗比例大幅度提高，主要是产业结构出了问题。

　　中国GDP中的第二产业比重，1990年是41.6%，经过十年的全面工业化，2000年该比重升高到50.2%，2002年是50.4%。这个比重在全世界的大国经济中已是最高的了，然而在2003年里又骤然升高到52.2%，2004年再上升到53%。

　　在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的比重2002年是60.9%，2003年一下子提高到64.3%，2004年再急升到67.6%，今年上半年则已接近70%。

　　第二产业是由工矿业和建筑业构成的，其中工业中的重工业已占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比重，再加上属于重型化的采矿业和建筑业，可见中国第二产业已经极端重型化，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又畸高，说明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整体上已经非常重型化了，这两年的发展趋势则是进一步急速走向过度的重型化。

　　过度重型化发展趋势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大量消耗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重工业产品在这几年里产能和产量增长极快，是标志之一。钢材产量从1998年的1.07亿吨快速增长到2003年的2.41亿吨，实现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实现过的钢铁生产规模，而2004年更像脱缰野马般一年就增加了5600万吨，中国的钢铁产能已经差不多是前苏联与美国的产能之和。2004年中国水泥产量为9.3亿吨，占了全世界产量的一半多。化工和石化产品的产能和产量也在快速增长之中。

　　超重的推手及应对之策

　　那么，为什么这几年中国的产业结构会如此急速地走向超级重型化？

　　有人说，重化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而且是经济起飞的阶段。持此观点的人可以援引许多国际先例，说得最多的是二战之后的日本，这里固然有其客观原因。从经济学的逻辑分析，当年日本走了很长一段重化工业化的道路，倒不是因为重化工业创造国民收入的效率一定比其它产业高，而是因为二战后发达国家全面的战后重建，产生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国际市场为重化工业的产品提供了大量需求，日本人不过是抓住了一个市场机会而已。所以，离开了对具体的市场环境的分析，空洞地讲什么“必然阶段”是没有意义的。

　　与当年的日本相同的是，中国当前的重化工业化，也是被市场需求拉动而成的，只不过不是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而是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创造的国内市场需求。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高强度固定资产投资是一时的偶然现象呢，还是一个较长发展时期的必然现象？即使是后者，是否也存在着不合理的病态冲动？

　　作为经济快速成长的必然成果，中国从90年代后期逐渐进入国民财富快速积累时期。属于公共财富的基础设施，属于私人家庭财富的住房和汽车，属于企业财富的厂房和设备，都在快速积累之中。由于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规模日益扩大。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也能支持较高的投资率。由此看来，中国的高强度固定资产投资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它要持续存在于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内。

　　如此说来，产业结构重型化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么？不！

　　首先，一个行业的产能规模是由市场上最大的需求规模决定的。如果在1～2年内出现了急遽膨胀的需求订单，市场上出现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预期利润升高，就吸引大量的资金向这些行业投资，扩大产能。如果市场需求是较大幅度波动的，在波峰时期形成的满足供应的产能，到了需求减弱的波谷时期，产能就将过剩。

　　我们的问题正发生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上。过去三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扩张，是吸引投资品产能急速扩大的基本原因。中国从1978至2002这24年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7%，亚洲危机后实行投资拉动政策的头三年(1998～2000)，投资率基本上在这个平均水平上下；2001年开始略高于此水平，2002年进一步提高，2003和2004两年则显著过高，达到了1992～1994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实行投资拉动政策的前四年投资年增长率最高不过13.9%，低时才5.1%，而2003和2004这两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陡升到27%以上，投资规模急速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1998年的2.84万亿元扩大到2004年的5.86万亿元，特别是2003年一年就扩大了1.2万亿元。

　　这次投资扩张的主要动力是城市房地产投资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后长期被压抑的购房需求被释放，带动房地产建设过度升温，这和改革过程中其它商品的管制放开初期的情形是类似的。

　　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度扩张则与在地方政府官员中流行的政绩观有很大关系，新官上任便恨不得把20年需要的基础设施都在自己任上建设起来，以取悦市民和上级领导，形成相当普遍的大跃进冲动。中国金融体系未彻底改革，所存在的金融管理问题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提供了资金供应的支持。

　　假如国民财富积累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在波动较小的状态下匀步稳定地进行，市场上每年的投资品需求就相对比较小，重化工业的比重不需要过分地加大，产业结构和资源消耗的情况也就可以比较合理一些。

　　其次，自亚洲危机以来中国实行的“投资拉动”政策历时偏久，由于政策配套上仍存在一些问题，使得投资乘数(它是“边际”意义上投资拉动GDP增长的倍数)偏低，也就是政策效果没有达到相对优化。于是，投资拉动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对工程施工和投资品的需求上，间接带动消费需求的力量比较弱。这也是吸引重化工业加速扩张的一个原因。

　　按经济学原理研究，这些年中国投资乘数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GDP的增长速度而言，中低收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所以，假如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设计的更好一些，把投资乘数提高一些，本可以在相对少一些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下，也实现较快的GDP增长，从而使投资品的市场需求相对平稳些，产业结构也就不至于过度地重型化。

　　经过过去两年的努力，作为短期内稳定经济运行状态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取得了稳定经济的显著成效，现在应该是我们特别关注影响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结构问题的时候。相关政策措施采取得越及时，效果将越好。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