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保密法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石

　　法治时评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没有高效严密的保密制度，连国家安全都不会得到保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又何谈公民的私权保护

　　平衡公民私权和公共利益，从而科学地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合理地规范定秘的权力

　　我们期待着，定密的权力尽快得到科学地厘清，保密的范围尽快得到合理地评估，解密的程序尽快得到迅速地畅通

　　胡子敬

　　据报道，最近，民政部、国家保密局联合发布了一份文件———《关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的通知》(“116号文件”)，与五年前同样由民政部、国家保密局联合发布的《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71号文件”)相比，不过是删除了六个字，但正是这“微不足道的外科手术式”的修订，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眼球，或许因其透露出的行政理念的进步，还将成为建设阳光政府、打造法治政府的里程碑。事实上这六个字并不简单，正是因为删除了“死亡人员总数”这六个字，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不再作为国家机密，并将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这不仅扭转了救灾工作的被动局面，更是体现了对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尊重。而在此前，1976年7月29日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在1979年11月17日召开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才得到披露；1970年1月5日的云南通海大地震在三十年后的悼念集会上才得到披露。

　　有人说，保密局不好好保守国家秘密，反而去推动信息公开，这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也有人说，保守国家秘密不会推动只会阻碍政府信息的公开。其实，这些认识都存在片面性。保守国家秘密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没有高效严密的保密制度，连国家安全都不会得到保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又何谈公民的私权保护？但是，保守国家秘密绝不能成为怠于甚至阻挠政府信息公开的“借口”，相反，平衡公民私权和公共利益，从而科学地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合理地规范定秘的权力，精心地设计解密的程序，不仅不会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绊脚石，且会变成建设阳光政府的突破口和推动器。

　　建国之前就已经建立、建国之后得到进一步完善的我国保密体制，对于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的确功不可没。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政治的敏感和社会的形势，长期以来我国的保密体制都是义务本位，缺乏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和交流，而保密机构也被人为地神秘化，游离于媒体与公众的视野之外。这种理念和做法直接导致了我国保密体制的三大弊端：首先，定密机构过于庞杂。目前各级行政机关都有定密权，从自己的立场确定应该保密的范围，导致定密过于普遍，不该保密的文件被定了密，不仅给保密工作增加了难度，更提高了保密成本，直接阻碍了信息的公开；其次，保密范围偏宽。湖南省某市委下发的一份关于向先进人物学习的文件竟然也被加密，足见保密文件的泛滥程度；再次，解密程序不畅。根据保密法的规定，如果原文件没有特殊说明，一般情况下，秘密级文件的保密期限不超过10年，机密级文件的保密期限不超过20年，绝密级文件的保密期限不超过30年。虽有法律依据，但解密仍然很少成为政府的自觉行动。保密体制的内在弊端，一定程度上滞缓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

　　政府信息的公开，既是公民知情权的需要，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最好的监督“平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原则和人民政府的根本性质，都要求政府及其机关要随时向社会、向公民“报告”自己的所作所为，公开政府掌握的信息，实现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如果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政府信息公开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那么尽快修订保密法，改革保密机制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奠基石和推动器。如果没有合理的保密范围、科学的定密机构和详细的解密程序，政府信息公开只会是镜中花、水中月。我们期待着，定密的权力尽快得到科学地厘清，保密的范围尽快得到合理地评估，解密的程序尽快得到迅速地畅通；我们更期待着，公众真正参与到保密体制的改革过程中，不仅是政府公开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更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积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