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狗和管狗都要体现广州的文明水平

　　论吧

　　本期嘉宾

　　宋儒亮：广东省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

　　杨敏：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关系经理

　　裸孩：专栏作家，养狗八年。

　　小劳：“爱我及犬(lazyboy.gznf.net)”　博客，养狗三年

　　本期主持　本报记者　张丹萍

　　编者按

　　狗是人类的朋友。虽然不是人人都养狗，但是近来打狗与养狗，已经成为广州居民当下热论话题。广州市1997年颁布了《广州市养犬管理规定》，因收取费用高昂，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无牌狗数量大幅增加。其实，养狗与管狗的方式，都体现城市的文明水平，如何养、如何管，需要我们共同去探讨。

　　张丹萍：养狗的高昂费用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广州领取一个狗牌的登记费用是一万元，以后每年的年审费是六千元。当初制定养狗高门槛的原因，大概是担心狂犬病的流行，想控制城市中狗的数量，但事与愿违，狗的数量猛增，上牌的狗却不到10％，办证高门槛，为管理增加了难题。

　　宋儒亮：应当说，《广州市养犬管理规定》并没有规定禁止养狗，可事实上为狗办证的费用太高，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在变相拒绝人们养狗。对希望养狗的人来说，养狗是其人生的一部分，便宜的狗只要几十元钱，但养狗的办证费用却太高，这样市民就会有博弈的心理，于是养狗而不办证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没有禁止人们养狗的规定，却由于监管需要而通过收取高额费用而事实上禁止了养狗，而这样的高额费用不符合对法规监管的预期，同时，这样的规定也严重偏离了养狗的预期成本，加上制定时并没有民众参与，结果自然是不理想。而这就需要反思。

　　小劳：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而《广州市养犬管理规定》只是地方法规，并不属于《立法法》中所指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范畴。所以，现在依照《广州市养犬管理规定》第十条(限养区内经批准养犬的个人，领取《养犬许可证》时应缴纳登记费10000元。满一年后对犬只进行年审时应缴纳6000元。)对领取狗牌的市民进行收费，恐怕合法性有问题。

　　宋儒亮：行政执法有自己的程序和规定，文明执法的底线是《行政处罚法》，“打狗”的行为本身可能和法律的规定有抵触。按法律规定，有主狗是公民的个人财产，而无主狗是国有财产，若某只狗没有按规定办理牌照，可以进行处罚，但首先应该告诉被处罚人事实、依据和理由，同时给被处罚人申诉陈辩的权利和时间。而“打狗”行动如果是直接把狗拉走，然后进行人道毁灭，可能在法律程序上会存在异议，甚至引起诉讼。至于无主狗，直接进行人道毁灭也是于法无据。

　　张丹萍：养狗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的养狗文明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也是让问题更复杂的原因。

　　杨敏：我们强调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提倡养狗要三思而行，其实这才是最切实可行的门槛，养狗是一件好事，我们不是用钱的多少来决定能不能养狗，而是要靠一种个人的判断，如果你不能做一个负责任的狗主人，爱狗，文明养狗，遵守法律，尊重社会道德规范，就不要养。

　　我们的建议是，与其高门槛限狗打狗，不如低门槛，高处罚，对不文明的养狗行为，增强处罚力度。现在很多城市都降低了养狗的门槛，比如北京，把养狗办牌的费用降低到1000元，为狗办证的人排起了长龙，管理费一年就有8000多万，这笔钱可以用来做许多事情，为狗建立管理档案，为狗接种疫苗，收留流浪狗，这比让许多狗处于“地下状态”管无可管要好很多。

　　小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狗只尽管比广州还多，但近十年来很少听说有狂犬病。

　　邻近城市香港对养狗的管理方式很值得广州借鉴。在香港，申请养狗的牌照费用很低，只需要46－80港元不等，主要用于植入芯片及施种疫苗。在每条狗的耳朵里植入芯片，管理上就方便多了，随时可以查到它的主人是谁、是否做过免疫。政府还会在社区的很多热门遛狗地方建有狗厕所，狗主如不带狗到狗厕所或自行清理狗的粪便，处以高额罚款。

　　另外，谁也不可能保证自己的狗一定不会伤人，在香港，狗还是上保险的，一旦出了事就有保险公司赔偿。养狗者在交费后应该享有一些福利。

　　宋儒亮：现在与其把精力放在打狗上，还不如也换种思维，是否考虑对该法规进行修改完善呢？“良法才是法。”这也是降低执法成本最根本的办法。毕竟抓来的狗要运输、人道毁灭，过程中要避免环境污染，其实打狗的执法方式，成本相当高。相信警员在面对狗主人的时候，双方情感上的冲突也是很大的。

　　裸孩：现在很多狗主担心有关部门上门抓狗，我现在每天回家按门铃的时候，还要和老婆对暗号，否则她就不敢开门，十一本来安排出去旅游，也不敢把狗委托给朋友，怕朋友受累。

　　其实我怀疑这样的担心是否必要，但有关打狗的宣传还是要到位。现在无论网络还是新闻媒体，“打狗”的说法似乎已经约定俗成，其实所谓打狗，准确地说，是公安机关整治无牌狗，并不是一打了之，“打狗”的提法本身就显得简单粗暴，引起群众反感，增加管理与执法的难度。

　　张丹萍：养狗要文明，管狗也要文明。现在“打狗”的工作是由公安机关承担，广州有十几万只无牌狗，广州的警力本来就不足，公安机关再被这样一个庞大的工作牵扯精力，实在是得不偿失。更何况“打狗”的方式也值得商榷，通常公安机关是在宠物医院、休闲广场把狗拉走，这样的情形会让城市形象大打折扣。

　　杨敏：我们现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现在有规定说，发现无牌狗，可以检举，而检举人将获得奖励。我也担心这样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宋儒亮：从法律的角度看，公民有协助执法的义务，现在的问题是，仍旧有许多人不愿意揭发，首先，一些人的观点是不喜欢，但也不反对，所以不去揭发，另外一方面，对揭发的后果感到担忧，狗被人道毁灭，狗主伤心，揭发人于心不忍，因为狗的关系，影响邻里关系。执法代价高，群众自觉配合的热情就低，这本身也说明问题。

　　如果一个法律的执行已经使得执法部门深感为难，被执法者也深感痛苦，普通百姓也有很多观点要表达时，就说明应当到了再审视法规本身的时候了。毕竟养狗的人不是少数，千百年来形成的养狗传统比《广州市养犬管理规定》要长得多。群众利益无小事，改变一个民俗不是一个法规就可以轻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