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激活的“休眠政策”

　　曹林

　　昨日的《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休眠的政策何时才能被唤醒》的文章，对“早已不合时宜，居然到如今还管用”的政策休眠现象进行了批评。文章举了三个例子：探亲假制度，早已不能满足当下“空巢家庭”越来越多的老龄化社会要求；家庭出身问题，都什么年代了，升学、求职、入党、参军填表时往往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一栏；差旅费报销标准，

　　所谓触景生情，仔细考察影响公共生活的那些政策，休眠现象太普遍了。笔者随意搜索一下就发现了很多休眠政策，信手拈来几个：国家饮水标准二十年未变，饮用水已经对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广东特级教师津贴标准10年未变，每月还是80元；民航赔偿标准十年未变，还是论斤两理赔；空难理赔标准已有12年未变，7万元的赔偿额度无法体现对空难人员的保障；800元起征点25年未变，最近才提上提高议程……

　　可以看到，这些休眠政策都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和着经济腾飞的旋律，中国社会正处于变化最快的时段，各类政策本该适时而变，政策休眠，是对公众应得福利的一种变相剥夺。

　　笔者在浏览资料时发现：政策存在休眠现象，相应地，也存在着亢奋现象———即相对于不作为，存在一种过度作为的政策变化。例如，美容美发业的标准都改了好几次了，商务部去年又提出美容美发企业将与酒店一样实行等级评定制度；多个部门都争着变化月饼行业标准，保质期、每个环节的工艺、包装、名称等等，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还有香烟、酒类甚至蛋炒饭标准等等，部门的关注过于亢奋，标准的变化过于亢奋。

　　为何存在这种休眠与亢奋的差别？显然，是出于利益考虑。像饮用水标准等属于公益事业，在其上的“作为”是需要政府部门付出的，为了避免“付出”，就让他们休眠吧；而像美容美发、月饼等等，把握住标准的制订和修改权是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制定标准就是发放许可证），所以自然就亢奋地“作为”了。休眠与亢奋的反差中，映衬出的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势利，在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事情上急吼吼，在有公益而无私利的事情上慢吞吞。

　　政府是通过出台公共政策来平衡社会利益的，显然，及时地修改那些跟不上时代的公共政策是一个最重要的路径：通过修改，增加供给弱势群体应得的福利；通过废止，去除那些桎梏百姓发展的政策；通过增加，让更大多数的人享受到改革利益。

　　政策休眠，是一个现代国家相当不和谐的一抹污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