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最低工资和经济学革命 (3)

　　二、典型资本社会坚持最低工资不动摇。要中国取消最低工资是不看国内、外的基本事实、信口开河，胡乱超英赶美，学风不正。

　　在2004-2005年，不断有经济学人引用新自由主义极端派哈耶克的理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反对政府合理干预劳动工资。我们看一看英、美实行这一制度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到这种主张的毛病了。

　　20世纪80-90年代，以哈耶克为精神领袖的英国保守党在执政期间，取消了英国长期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并削弱工会、雇主组织,放手让市场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劳动市场的充分竞争（但也不敢完全放弃对劳动市场的干预）。但是，这种倒退的政策并没有解决失业和资本流失的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997年工党上台后，恢复了最低工资制度，就业和增长状况反而获得了持续的改善。2005年上半年在效率和公平的制衡机制--普选制的作用下，工党又嚷嚷要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保守党绝对不敢拿取消最低工资作为竞选口号，只是拿起伊战的棍子搅局。工党在5月赢得选举后赶快忙着兑现承诺。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劳资流血冲突后，资本和政府实行了让步政策，在《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中规定了最低工资，到1997年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提高了20倍左右。这个制度的出现，是劳资之间多年血肉博弈的结果。但绝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目前，这项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在私营部门工作的青少年、妇女和黑人。美国大约有78%的最低工资雇员是在私营企业工作。里根总统信奉新自由主义，时称里根经济学，但是他为了稳定国内的劳资关系，对本国新自由主义分子取消最低工资的政策性建议置若罔闻。美国国会一直在不断地扩大最低工资的覆盖面。如今，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的争论，已经从是否应该存在最低工资转移到应制定多高的最低工资。⑽

　　英、美尚且如此，更何况在最低工资制度起步晚、落实差，要以人为本的中国。某类经济学人不顾国内外的事实真相，失去理性，胡乱超英赶美，以过时的东西为时髦，有意制造奇谈怪论博取资本和媒体的青睐，起码是学风不正。试想，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中出现大量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没有享受社会保障的群体（包括农民工），这就等于出现了大面积的城市贫民窟，而贫民窟意味着暴力和黄赌毒泛滥……，谁愿意要这样的城市化呢？这种城市化能够保障经济持续增长吗？--一位比较了解国情，并实地考察了拉美的城市化弊病和贫民窟的经济学人如是说。而对于上千万的失地农民来说，在这种制度下工作或坠入产业后备军时，他们会如何与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资本所有者博弈呢？借助名教授向大众灌输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不是资本家，大家都是建设者就能够和谐了吗？越来越多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和劳资之间暴力冲突不断增加的现象就会消弭于无形了吗？

　　三、经济学需要革命。

　　面对经济学领域中下一场革命将是什么的问题，既在学术象牙塔中呆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又干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行副行长的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回答是：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该如何弥补新古典主义的缺陷，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广泛联系该如何建立起来。另外，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发生改变的，我们的社会组织正变得前所未有地富有活力，也更为复杂，我们该怎么解释它。⑾

　　这些话中有两个非常简单的信息：第一，仅仅从新古典或经济学出发，并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和提出正确的政策性建议。⑿因为，政策是政治。第二，从经济学跨越到经济政策建议的风险，犹如商品和货币交换之间的惊险跳跃。当事人需要具有非经济学的专业知识和对社会的深入了解。例如，当一个经济学人多少了解了穷人时，多少了解了社会各阶层博弈的成本含义时，当他多少能够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去理解劳资关系和贫富关系时，处于公正立场的他可能就不会再反对最低工资，并且会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鼓吹者了。在美国长期的劳资博弈和贫富博弈中，政府官员和资本家集团，以及部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有进步。⒀联合国长期面对面资本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进步了，干脆直接介入微观经济事务，号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国的某类经济学人也应该进步了。

　　市场需要人道主义的面貌。中国的经济学人要学习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研究方面重建伦理层面⒁ ，--这也是革命。

　　参考文献：

　　⑴2005年7月5日《光明日报》：“企业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不应混同”。⑵2003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雇主工作部：《首届中国雇主论坛资料汇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展望》。⑶北京航空学院《乌有之乡》网站。并参见2005年2月5日中新社：《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问题多而复杂》，文中提出了同样的数据和问题。⑷例如，国务院研究室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基本社会保险普遍缺乏”。据平新乔的研究，2004年“内资类民营企业（不含个体企业）”职工参与失业保险的比率是28.8%。而外企在2003年已经达到80%。有关文献参见全国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研究课题组《非公有制经济深层次问题研究》第406、291、514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5月版。⑸夏小林：“马克思的‘工人绝对穷困’观和‘工人相对贫困’观”,中国社科院院部写作组《未定搞》,1980年28期。⑹2005年5月25日《中华工商时报》：“陕北油井风波期待完美结局”。⑺2003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雇主工作部：《首届中国雇主论坛资料汇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展望》。⑻2005年7月1日《中华工商时报》：“国有民营进入融合时代”。⑼2005年6月1日《中华工商时报》：“纺织业采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⑽坎贝尔.R.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第6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2章368-378页。⑾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36页。⑿例如，2005年5月17日，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奥坎波在《重建未来：拉丁美洲全球化、发展和民主》一书的发售仪式上，总结性的尖锐批评了以私有化、自由化等内容为政策重点的“华盛顿共识”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贫富分化加剧、失业率攀升，私有化后的电信、水电价格不断上涨，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不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强调“各国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符合国情的改革措施”（“拉美经济增长缓慢，结构调整药方受质疑”，《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5月19日）。⒀当然，随着资本全球化导致资本实力上升，各国劳动者被分而治之，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倒退的现象。但这不过是新时期劳资之间又一轮博弈的开始。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文章仅供学术交流，文中包含的立场、观点纯属作者个人所持，不代表人民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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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夏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