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内现象”缘何暗滋潜长？

　　26日上午，首都公路发展公司原董事长、被称作“公路巨贪”的毕玉玺的儿子毕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法院认定，毕波在明知30万美元是其父收受的贿赂款的情况下，仍在其父的授意下将该笔赃款转移，构成转移赃物罪（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纵观我国近两年查处的腐败大案中，“老子当权，儿子捞钱”的家庭腐败案例屡见不鲜。

　　在我国封建社会，一些纨绔子弟利用父辈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歹、鱼肉百姓，被人称作“衙内”。如今，现代“衙内现象”已经成了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一种常见的腐败形式，成为一种畸形社会现象，也是反腐败工作中一道较难破解的难题。

　　“衙内现象”的存在，必然会削弱、腐蚀社会监督行为，造成国家、社会财富大量流失，恶化整个社会风气，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最终使自身身败名裂。以“衙内现象”为典型的“全家腐”盛行，连反腐专家也称见怪不怪。“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衙内现象”为何能够暗滋潜长，甚至猖獗流行呢？

　　第一，某些领导干部对子女失之管教，听任其违法违纪、胡作非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拿公权公器作子女的掌中玩具，视党纪国法、社会监督为虚设。子不教，父之过。其实，这些领导本身早已“上梁不正”，也难怪“下梁歪”了。凡浮出水面的“衙内”式人物，背后总站着一个贪官老子，这几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铁律。

　　第二，有关对领导干部配偶及子女从业、财产情况的监督制度缺位。目前，我国还没有对官员家属进行监督的有效机制。曾有地方筹建电子数据库，对干部的配偶及子女从业、财产情况进行填报登记。但是，得到众多的质疑——人们拿什么措施去追问其登记的真实性？“衙内”“自报家门”，会不会成为一纸司空见惯的“登记秀”？鉴于腐败干部及“衙内”拥有大量不明财产的现状，这些问题不满避免，“衙内现象”就一定有生存的空间。

　　第三，国家刚性立法长期缺位。早在1984年，中央、国务院曾下发文件，严禁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党政机关干部不能兼任经济实体职务，干部子女不准在其分管范围从事经营活动。20多年来，类似这样的“红头文件”有20多个，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文件不是国家法律，缺少约束力，制度上先天不足，使其对腐败的打击力度有限，再加上执行中的敷衍塞责，往往流于形式。因此，要彻底消除“衙内现象”，国家刚性立法已经迫在眉睫。

　　第四，对“衙内”腐败的打击力度有限，缺少“杀伤力”。很多人在解决问题时习惯于就“衙内”说“衙内”。被权力宠坏的“衙内”不是无土栽培的萝卜，拔出萝卜时若不带出一堆泥，对其清算不彻底，再厉害的板子在他们看来只能算是棉花棒。诸如此类“心太软”的做法，只能致使“衙内”愈加放纵，不惜手段、不顾后果，甚至连脑袋都不要地继续腐败。

　　消除“衙内现象”是反腐败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是我们相信，“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只要制度健全了，监管透明了，打击有力了，“衙内现象”也就没有滋长的土壤了。

　　(稿源：红网)

　　(作者：叶花果)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