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想解放”不能忽视的道德价值观

　　文 袁晓明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经济学家张维迎近期撰文《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以下简称“思想解放”）指出，上世纪80年代改革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而“中国改革走到今天，面临瓶颈”。为了突破瓶颈，张维迎先生认为“需要有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可见，张维迎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提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要搞清楚“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政府

　　毋庸置疑，上世纪80年代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帮助推动改革的发展，当时所推行的改革，一方面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制，使中国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开始获得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是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参与到过去2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进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改革的快速发展也是因为没有全面遭遇今天中国所面临的诸如国有资产产权分配、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公民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等问题。

　　在我看来，张维迎所说的“瓶颈”应该是中国社会所面临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而只靠经济手段是难以突破这样的“瓶颈”。在“思想解放”一文中，张维迎主要从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当前中国改革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张维迎指出，上世纪80年代改革成功还应得益于有一个独立的体改委，言下之意，如今缺乏体改委那样的政府机构来带领突破“瓶颈”。因此，张先生在经济手段之上又加上了一个政府的行政行为。

　　我并非是对张维迎提出的经济手段和政府行为有什么异议，但张先生未提到另一个突破“瓶颈”的重要方面，即道德价值观体系。

　　最近，连续出现农民工故意杀人案件。自古以来，按中国的道德价值观，故意杀人是极罪，理应“一命抵一命”。刚发生不久的王斌余杀人案，王斌余杀死四人，重伤一人，被判极刑，应该没有任何冤枉之处，但国内的报纸和网络媒体却是一片为王斌余求情，有法学家竟然认为王斌余杀死四人不致死罪，更有人联名上书，请求对王斌余刀下留人。王斌余等杀人得到如此广泛的同情无疑是对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的挑战。更可怕的是，王斌余等杀人后有意要与媒体见面，以便将自己的处境和杀人动机公布于世，而媒体报道中更包括诸如有其他同样境地的农民工如果有胆量的话也可能做出极端行为的描述。如果“杀人偿命”的道德价值观都守不住的话，那一定有许多其他的基本道德价值观遭到了践踏。比如，自古以来，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的道德价值观，那就是“欠债还钱”。而王斌余等杀人的一个客观起因正是要不到属于自己的工钱。

　　张维迎在“思想解放”一文中提到“现在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部门，赚那么多钱以后社会得不到回报”。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国有企业将利润回报给社会，那么，作为构成社会的大众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分配呢？民众会得到公平的分配吗？按现在的情况看，分配是不公平的，比如，国家投资在大城市建高楼大厦，而农村却有小学四面透风。这不仅仅只是个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就能解决，这里还是一个道德价值观的体现，即对属于国家公有的，大众应该有平等的分配权，因为公民本应有平等的权利，不管人在城市还是农村。

　　说到底，中国如今所面临的“瓶颈”，正是因为“平等权利”、“欠债还钱”以及“杀人偿命”等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遭到严峻的挑战。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的特色，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曾遇到类似的“瓶颈”。在美国历史上，美国政府和民众在解放黑奴和民权运动上有两次大的道德价值观的选择，因为美国选择了人人有平等机会的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因此不仅有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也有了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至今美国仍然面临许多道德价值观的挑战。去年美国总统大选，“道德价值观”是选举中最重要的因素，甚至超过伊拉克战争、反恐、经济的因素。除了堕胎、同性婚姻外，美国的道德价值观还包括税收、社会福利等等。比如，从表面上看，税收是一个经济政策，但在根本上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主张低税率的美国人认为高税收是对辛勤劳动者和成功者的不公，而社会应该鼓励劳动和成功，而主张高税收的美国人则认为多收入者应该多交税，政府可以用税收为低收入提供一些福利，收入低者并非是不愿劳动，而可能是所在的环境不好。如此一来，税收高低便成为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政策。

　　最近，美国参议院在关于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伯特的确认中，问到的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堕胎、平权法案等敏感的道德价值观，因为这是美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刚刚发生“卡特里娜”飓风，集中反映出美国黑人的贫穷，对于解释这样的现象以及如何帮助这些穷人，还有怎样重建新奥尔良，也都有道德价值观上的争议。

　　当然，美国与中国在法制、文化传统上，甚至价值观体系有较大的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如果不在人人拥有平等机会等道德价值观上做出正确的选择，仅靠经济政策和政府行为是难以突破国家发展中所遭遇的“瓶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