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官×勾结”的寻租空间

　　在强大的打击“官煤勾结”的舆论和整治压力下，有些省份已经有了令人欣慰的进展：据快报报道，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26日透露，至25日晚，已有27个省级单位向安监总局汇报清理情况，共有497人撤资，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25人、国有企业负责人172人。而据27日新华社报道，矿难重灾区山西省已经确认有190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撤出煤矿投资2289.4万元，进一步的清理情况正在统计汇总中。

　　“官煤勾结”的严重后果已不消多说，因此必须严厉打击，毫不容情。本版近日连续刊发的系列评论，已经从多个角度加以阐释。此前，快报评论员在《如不铁腕治吏，何来中央权威》中提出，设置大限勒令退股，本身就带有“侥幸”心理，是一种妥协，但着眼于治理效率和效果，这种妥协不能说没有必要。不过，既然设置“大限”，就应赋予“大限”以“高压线”的效力，而不能一再退让，让权威徒然受损。除此之外，就官煤勾结的严重之现状而言，目前所取得的“成果”（远不能称之为战绩，因为真正的战斗并未开始），还很有限。且不说大量的滥用公权的“影子股东”不见动静，就是持侥幸甚至对抗心理的实际参股者也不可能完全肃清，因此，必须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包括公众和媒体的监督资源），想方设法，直至将这些作奸犯科者绳之以法纪，以彰显法律党纪的威严，无论遇到何种阻力，都必须坚持到底，打一个漂亮的“反官煤勾结”攻坚战、歼灭战。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考验党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智慧和决心的大战役。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清理门户、肃清敢于涉案的腐官，更在于宣示打击敢于违法乱纪、以权寻租者嚣张气焰的决心。当下之计，有关部门除了继续扩大胜果之外，还须顺应民意，将撤股者予以公示，接受公众和舆论监督，并进一步调动广大民众的监督积极性，鼓励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举报、监督，将“影子股东”尽数挖出。此外，还必须像新华社评论员所说，要求各地有关部门面对公众，将“种种情况”一一说清楚，不能以特殊情况为由而放松各自的打击力度，贻人以地方保护之疑。

　　“官煤勾结”之所以暴露在公众愤怒批评的火力之下，是由于其显在的恶劣后果所致。如果我们推而广之，“官煤勾结”完全可以用“官×”勾结作N个替换，究其实，是用公共权力置换私利。不能因为舆论集中在打击“官煤勾结”而转移了我们的视线，也不能因为一些类似于“官学”“官体”的勾结没有及时暴露出显著恶果而放松警惕和打击力度。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丝毫不解当前官腐之恶果。

　　“官×勾结”最可怕的后果在于造成政府失分，更会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官员的争权夺利，影响政府声誉和增加廉政成本。“官×勾结”尽管是少数官员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严重污损政府形象，销蚀政府规则，降低了社会成员对政府机关的信任程度，使正常的权力效力不断削减，更严重的是政府权威的递减将会生成巨大的离心力。

　　吴敬琏先生曾放言，今日中国已深陷“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主要表现在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还表现在设租寻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党和政府尽管已经从制度设计上进行了多重规范，但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寻租漏洞。因此，尽快依法缩减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制度化地加大反腐的力度是急中之急。而制度化加大反腐力度，不是运动式的“严打”，也不是“坦白从宽”似的口号山响的威慑，而必须正视“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把”这一规律，扩大监督之范围，规范权力运作之径，透明权力运作之轨，如此方可奏效。本报评论员肖余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