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超女李宇春和学者李敖先后现身北大，引发了一场争论。北大百年讲堂是否可以成为李宇春们的舞台？人们见仁见智。旅美学者袁晓明认为，任何大学的讲堂都不应该随随便便让娱乐节目涌入，那只能是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圣殿（9月25日《海峡都市报》）。也有人认为文化不分高低贵贱，“李敖来得李宇春就来不得？”
依我看，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某人可否登上百年讲堂，关键应在于对登上讲
堂的这个人，台下的人是怎样的一种姿态——是高山仰止？是意醉神迷？还是以理性审慎的态度，作出属于自己的判断。换言之，更需要作出判断的，并不是李宇春们该不该来，而是面对李宇春时那些学生的表现。
据报道，为某品牌电脑代言的李宇春在北大百年讲堂“只唱了一首歌，说了十几句话”，就“让在场的1500名大学生为之疯狂和尖叫”。由于现场极度混乱，一些拟定的表演只好取消。
我对此持否定态度。并不是说北大学生不能有自己喜欢的明星，也不反对北大从文化层面关注超女现象。我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北大学子“代表着同龄人学力与心智标高”。而“优秀的学生可以先知先觉，在这个大变化的时代领先群伦，改变社会现状。”这是清华大学程曜教授不久前在那篇著名文章《救救清华大学的这些孩子吧》中所表达的观点。诚哉斯言！因而，作为当代青年学力与心智的佼佼者的北大学生，对待超女，更合适的态度应是远观而不亵玩，可以喜欢却不宜如此沉迷——在他们的身上，应是理性多于感性。但面对一个李宇春就如此疯狂，让人看不到多少理性的影子。
有学生若斯，其实不只是北大一校的悲哀。回望近些年的一些娱乐文化事件可以知道，北大学生此次面对李宇春的表现并非孤例，而是有其渊源。近10年来，北京一些名校的学生，似乎总是在扮演一种“价值消解者”的角色——我并不反对对原有的价值进行消解，对当前的现实进行批判。然而他们的“消解”，却只是单纯地解构或颠覆，并不是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革命；其“消解”只是玉石俱焚式的破坏或清除，而无重建的责任心。他们太会起哄，而在对社会问题的追问和思考上却十分怠惰浮浅。典型例证，就是“无厘头文化”的滥觞，以及“芙蓉姐姐”的被捧红——还有这次李宇春在北大百年讲堂这一文化圣殿所获的“殊荣”。由此，再看程曜教授曾经对清华学生所作的评价：“对文化也十分陌生……我慢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解的道德观。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如此评价，令人难堪，不由不生“斯文扫地”之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