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情负担压死人 写书评、送书需要移风易俗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但是人情这个东西也会压死人。过于贴近的人与人关系，过于沉重的人情负担，只会消耗掉一个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把他弄得与其他人一模一样——从人情社会转向公共社会，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苦衷。而在我看来，身为舞文弄墨者最为辛苦的一件事情，莫过于要给朋友写书评。所谓“要给”，是指别人布置的任务，有人或者是作者自己说，“这本书的书评请你写一下吧，”这种时刻我心就凉了。

　　一来我私下阅读这本书的乐趣被剥夺了，我不能一边吃葡萄一边吐出葡萄皮那样去读了，我阅读时有暗藏的摄像镜头拍下出现在我头脑中的一切；二来我早已知道一件事情会有什么结局，这个书评肯定会写出来，肯定会发表为一个已知的结果而工作，完全提不起我工作的兴致。我喜欢写那样的文章：即不知道这篇文章自己是否有力量完成，也不知道这篇文章最终通向哪里。

　　更为难受的，是那本书的作者(大多都认识)始终在暗中监视着我的工作。我的大多数朋友与我一样，都是做评论工作的，他们本身就是大评家，有关批评的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我要是说说那些无法还嘴的人还好，给这些本身伶牙俐齿的人写评论，他反过来又要掂量你，用批评的眼光审视你，这怎么受得了？

　　比难受更进一步，几乎成为我个人心理障碍的是：到底我在为读者写作，还是为朋友写作？为读者写作意味着为不认识的人写作，尤其是在媒体上，那是在一个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上，你所做的一切都要接受来自各行各业人们的检验，所以要尽量做到客观公平，不偏不倚。过去的积分几乎不管用，每一篇文章都要从头做起，要从容不迫地摆事实讲道理，总之，就像争取选民一样，身段和语调都放得很低。

　　但是为朋友写作，就不一样了。有人站在你的身后，并且知道可能会有十个人与你同时在写着同一本书的书评，那种感觉是仿佛自己是个“起哄的”，是加入一个大合唱，是捧星追月；调门基本上都是定好了的，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所谓批评也就是做做样子而已。接受这样的任务，给我造成的沉重心理压力，使我忧郁症复发，后果严重。而构成我的心理的负担还在于，往往这恰恰是一本很不错的书，是需要重点推荐的。

　　我知道一点中国文人的传统。那是在一个遥远的、交通不方便的年代，人们之间互相往来很少，信息稀缺，有一两个知音便觉得备感珍惜，于是你唱我和，接唱和应，乐在其中。古人也没有今天这样的批评的概念，他们所写的东西不需要拿到公众面前接受检验，只是停留在少数几个心情同样寂寥的朋友之间，互相欣赏以及自我欣赏。他们在来往信件中，谈到对方的作品，不惜用上最高级别的赞美词。

　　今天不一样了。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的大型社会，我们每天穿梭在完全不认识的人们当中，川流不息的信息没有将我们淹没就不错了。而我们所写的东西，首先是面对那些从未谋面的人们，那些来自五花八门三百六十行的高手，他们除了不会写作或者没有写作之外什么都会，个个心明眼亮，人人练达睿智。除非我们做到每次都是真刀真枪，用实力和真唱，否则我们将失去公信力。所以，不能轻易动笔，更不能看了一本书的前言和后记就动手去写书评。

　　我这样说，是要得罪人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了能够自由地工作，我已经牺牲了许多，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自由遐想的空间。我宁愿做些“讲贡献”的工作：比如经常在网上写那些分文不取的文章，有时候还是系列的；要不就是花大量时间翻译那些根本找不到出版社的东西。

　　还有一件需要移风易俗的事情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书，那么就直接到书店的架子上买下它，这是对于对方的最大支持。据我所知，对于作者，没有比如此默默地支持更需要的了。所需花费也不多，区区十几元几十元，你完全能够承受得起。一定要作者送书，寄来寄去一来麻烦，二来不及时，第三，作者的书也是花钱从出版社买来的，他既然写了书，我国的稿费标准又不高，他即便出了书也不能算是大户，而如今社会开放，认识的人多得不胜其数，都要他掏钱买来一一亲自去送，这就对他构成压力了。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这是她好的一面；但是人情这个东西也会压死人，过于贴近的人与人关系，过于沉重的人情负担，占据了一个人原本属于他的时间，只会消耗掉一个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把他弄得与其他人一模一样。从人情社会转向公共社会，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崔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