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和九十年代脸对脸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9日09:45 新京报

　　1992年起黄建新执导《站直，别趴下》等“都市三部曲”

　　从1992年的《站直啰，别趴下》到1994年的《背靠背，脸对脸》再到1995年的《红灯停，绿灯行》，黄建新的“都市三部曲”在当年曾引发了关于知识分子如何保持精神和人格独立的讨论。喜剧、悲剧、正剧交叉，黄建新带给中国电影一个独树一帜的“城市片”的概念，然而黄建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真的没有刻意要拍城市片，只是在我精神世界中寻

求一种对应的形式而已。”

　　在《站直啰，别趴下》中，冯巩成功从一个笑星转型为演员。

　　回国后发现自己不适应

　　拍完《轮回》之后，1990年我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近两年，回国后发现自己不适应了，过去在一起谈理想的朋友，突然都在谈钱、谈办公司了。一切全都在变，变得很奇怪，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回到西影，厂里也在谈钱，说现在拍电影不像以前了，经济问题占很重要的位置，如果拿到剧本，影片拍完后成本难收回的话，就很难给你投资了。两年前和两年后，简直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价值观的颠覆。

　　我回来后住在何平家里一段时间，知道“先锋电影”不起作用了，我们就商量着到外地去转转，结果去了海南。那时候正赶上海南“养土圈地”，15万元一亩地买下来转手就能卖100多万，一个人拿着100万元圈十亩地，一个月后就成了千万富翁，我们真实地看到了一种魔幻的极端暴富现象。

　　后来我们又去了深圳，去了山东，看过后感觉这个社会实际上是越来越说“实话”了，而不是以前所谓理想之类的“务虚”那一套。在这个变化中，最初不适应的反而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的那些人，他们的生存受到的威胁来得最快，快到怎么也想不通了。很偶然也很自然地我看到了邓刚的那篇小说《左邻右舍》，感觉很对，就是它了。

　　“白干”应验了剧中故事

　　我喜欢这个小说，同时也希望在电影中能够表达更多，三家人：一个干部家，一个暴发户，中间夹着一个作家，三户人的价值观念在剧烈的变化中都倒置过来了，之后再横向碰撞建立起一个联系，这个联系是脆弱的也好，临时的也好，反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社会状况的产生。我就去找邓刚，他那时正在俄罗斯，我给他打电话，征得他同意后就拍成了《站直啰，别趴下》。其实我当时拍的时候还是很理想化的，希望大家都别趴下，片名是一种口号式的，后来这个片名还成了流行语。中国女排比赛打输了回国，欢迎她们的球迷们，拉的大条幅就是“站直啰，别趴下１这个片子出来后，卖得挺好，赚钱了。这是我第一次白拍了一部电影，没有酬金，因为那个时候国内电影市场已经开始实行承包，给我批的预算是110万，但是我拍的时候花了125万，超预算15万，虽然后来赚了100多万，但是因为合约上只写了“超支要罚款”，没有写赚钱奖励我，所以我白干，一年的时间拍了一部电影，什么都没赚着。后来我开玩笑说这就好像应验了这个电影所要表现的东西。那次导演协会颁奖的时候，冯巩还说，“黄建新说我当时是剧组拿钱最多的，扣完税2400块钱，但是我请剧组吃了顿饭花了将近4000块钱。”所有人等于都是白干，但是我很欣喜的是，这个片子和《黑炮事件》有巨大差别，我开始找到了另外一种拍好电影的方法。

　　 不是谁站着、谁趴下的问题

　　其实按照后现代主义关于城市的概念，中国没有真正的城市，中国大量城市是农业思想基本构架的反映，是在农业文化基础上的相对商业化的地方。所以说中国的城市电影应该表现的是向城市化迈进过程中城市的尴尬。正在拍《五魁》的时候，看到了刘醒龙的小说《秋风醉了》，讲文化馆里面的故事，其实没有什么故事，都是一些细节，人家还替我担心怎么改编成电影，我说或许它制胜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结果就是后来的《背靠背，脸对脸》。

　　如果说《站直啰，别趴下》是人与钱的关系，到了《背靠背，脸对脸》其实就是人治和法治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有什么法律涉及不到的矛盾，就用人为的办法解决，靠道德规范来约束，这就发生了许多不可解决的矛盾。在上世纪80年代我拍《黑炮事件》、《错位》、《轮回》时习惯拉开一个独立篇章，然后把它解析，一层层剥下去，到了《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我不再解析了，就摆在那里，摆开一幅长卷在那儿，让观众自己去看。像《站直啰，别趴下》观众看完后就说这个人物像我们单位的谁谁谁，好，人物思考出现了，不像过去要分析这个镜头有什么意思，那个镜头是什么隐喻。《背靠背，脸对脸》也是这样，本来他对那些司空见惯的事情没有感觉了，搁在一起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问题。

　　有些人批评《站直啰，别趴下》，说你要谁站起来，让谁趴下？其实影片根本不是说这个问题，意思不在这里，观众可以做各种思考，希望自己站着，那好，真的能否站得住？你该怎么办？影片没有告诉你，它根本不是说谁站着谁趴下的问题。

　　1995年又接着拍了《红灯停，绿灯行》，它的原名叫《打左灯，向右转》，可能片名比较敏感，也遇到一些障碍，但后来还是上映了。这部片子与《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被称做是“都市三部曲”，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有很多话想说，这是我把这些思考呈现出来的一个自己认可的结果。其实，我真的没有刻意要拍城市片，只是在我精神世界中寻求一种对应的形式而已。

　　口述：黄建新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凭借《背靠背，脸对脸》，牛振华成了中国最胖的影帝。

　　《红灯停，绿灯行》原来的片名叫《打左灯，向右转》。

　　■都市三部曲

　　《站直啰，别趴下》（1992年）主演：冯巩、牛振华、达式常

　　作家高文刚搬进新居，就与邻居张勇武夫妇发生口角。张勇武还弄来一条狼狗，搅得四邻不安，另一邻居刘干部告发了他，两家人大闹一常不久，张勇武辞了工作，养起了龙鱼，生意红火，让刘干部和高作家心理不是滋味。最后张勇武想占用高文的房子，高只好匆匆搬家。临别时，张勇武请人给全楼人合影，一张失去平衡的照片被定格在银幕上。

　　 《背靠背，脸对脸》（1994年）主演：牛振华、雷恪生、李强

　　不受贿，不开后门是文化局王副馆长的宗旨，他深信社会就需要实在的人，只要坚守岗位就能出人头地，可惜忠诚信义在这个官场不能大派用场，刚巧正馆长提早退休，王以为有升职机会，岂料先后上来两位远道而来的新馆长，令王的升职美梦再三破灭。

　　 《红灯停，绿灯行》（1995年）主演：王刚、牛振华、丁嘉莉

　　学车开车成了一种时尚，各种人来到驾校，侯教练的1025组有记者、下岗女工、个体户和大款等人。

　　苟记者精于算计。大款用钱在训练场处处优先，激起公愤。个体户绿豆幼年丧父，染上了吸毒的恶习。

　　下岗女工程芬的丈夫另有新欢弃她而去，为了抚养女儿她借钱来学车。几个月之后众人都通过了考试，侯教练却被驾校解聘了。

　　■电影笔记

　　转型社会症候浮世绘

　　在中国第五代导演群落中，黄建新像一个另类。他别具才情，却又因不同流俗而显得有些前卫和孤独。上世纪80年代崇尚文化寻根和传统反思，追逐时尚的电影导演便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了西部乡村的荒原厚土。相比之下，黄建新却能平静地置身潮流之外，用他那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冷隽而执着地注视着都市背景下的人生世态，并以一种充满象征和隐喻的视听语言，书写着一位知识分子对于传统负累和文化现实的冥想与遐思。如果说把民族传统与某种虚构的古老传奇对应起来还不免有些偏执的话，那么，黄建新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能够超越这种狭隘的文化视野，将反思与批判的触须延伸到都市现实和人的灵魂深处那一个个隐秘角落。

　　然而，90年代初，从海外游学归来的黄建新却遭遇了一场让他意想不到的震惊和巨变。原本曾经熟悉的一切，仿佛在一夜之间变得陌生起来，万花筒般缤纷凌乱的现实，着实让黄建新感到一丝不一样的眩惑与懵懂，同时也隐约感到几许对未知的期待和着迷。或许正是这份不安才赋予了他一种与众不同的镇定与从容。当有人面对正在倾斜的文化身份而捶胸顿足、顾影自怜的时候，他却以一种不无自嘲的影像，对自己，抑或对众人发出了“站直啰，别趴下”的呐喊。

　　正如这部影片第一个镜头那样，黄建新狡黠地把对失落的焦虑转化成了一种让人哑然的冷幽默：被窝里的高作家从妻子身上滚鞍落马，败下阵来，画面随之接到一个滴漏不绝的老旧水龙头上面。如果我们把这个隐喻镜头视为一种对“去势”男人“无厘头”式的嘲讽，那么，随着剧情的展开，人们又可以看到，让高作家和刘干部斯文扫地的仿佛并非是他们自己的庸碌和无能，而是因为有了那个“小人得志”的张勇武。于是，在这个厚颜无耻、粗鄙恶俗的无赖身上，现实的怪诞和价值的扭曲便被无情地放大了。但黄建新所要嘲弄的，绝不仅仅是这个在混乱中发达起来的无赖。当刘干部被张勇武收买，答应去为他捕捞鱼虫的时候，当张勇武乘着小轿车把外出采风的高作家追赶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出场的人物，不论他是文人墨客，抑或是国家干部，都无一例外地被黄建新狠狠“涮”了一把。

　　或许这就是黄建新作为艺术家的高明与独到之处，他并不勉为其难地在自己的影片中去为转型的中国社会搜寻疗病的药方，而是以一种嬉笑怒骂的讽刺和调侃，用一种无赖升迁、文人附落的荒诞图景去为后人描画出一幅叠映着90年代症候的“浮世绘”。从这个意义上说，《站直啰，别趴下》已不再仅仅是一部好看的电影，而多多少少具有了90年代文化与心灵史的意味。

　　□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