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杨沫》是杨沫真实形象吗？

　　《母亲杨沫》引发争议，文化界人士追忆杨沫历史

　　《青春之歌》为杨沫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也使得她在文革中受到巨大的冲击。有人认为林道静就是杨沫本人的写照，但真实的杨沫无疑比林道静复杂得多。

　　杨沫的女儿小胖，这是杨沫最疼爱的一个孩子。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在小胖原因不明地死去之后，杨沫却放弃了对事件原因的追查。晚年的杨沫对此后悔不已。

　　杨沫和她最后一个老伴李蕴昌，两位老人在晚年相濡以沫，对杨沫的精神状况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赞同老鬼

　　邵燕祥：杨沫不像林道静

　　 杨沫很轻信、天真

　　我与杨沫交往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杨沫原来是晋察冀边区的，在邓拓领导下的《晋察冀日报》工作过。而邓拓的夫人文革之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当台长，我们那时是同事。

　　1966年8月23日这一天，一起被剃了阴阳头，然后一起进了牛棚。这样，在文革之后，在为邓拓身后著作的出版等活动当中，我与杨沫认识并有了交往。之前，我主要是通过作品来认识她的。1960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受到一次围攻，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就在书里增加了“林道静下乡跟工农结合”这一部分章节。今天看来这一部分章节是硬塞进去的，并不是很成功。

　　在与她的接触和交往中，我感觉杨沫并不像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更多的是一个解放区来的老干部，而在她身上又有着女学生式的天真，非常轻信，有时候甚至上当受骗。文革之后我注意到，她除了写作之外，还帮人打官司的事情。《母亲杨沫》里也写到了，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另外，她还有经过思想改造以后留下的一些缺点。比如，从《母亲杨沫》和老鬼以前写的《血色黄昏》里也看到，她在教育孩子这方面的确是严格要求了，这可能是在不小的程度上受到“反对人性论”的思想教育的后遗症。杨沫的可爱就在于这一面，一方面是近于驯服工具的模式，同时，她身上的确又保存着一些野性的，在旧社会受教育的女中学生的天真、执拗、执著。因此，我觉得，要写出杨沫身上复杂的性格构成，与她过去的经历和后来的经历都是分不开、互为因果的。

　　要把杨沫如实地写出来，比杨沫写出《青春之歌》里面一个比较单向的林道静还要复杂一些，因为我们在《青春之歌》里看到的林道静，基本就是一个思想进步、向往革命、有一定程度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一面。她是文革以后最早写出自述的一个人，但是，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她思想上的局限，她的自述没有把自己充分表达出来。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参加一次活动，当时，她与最后一个老伴一起来的。本来，老伴可以不来，但他为了照顾杨沫，还是过来了，两人一起搀扶着上楼，我看到以后很感动。

　　老鬼写杨沫不违反人伦

　　说到老鬼的这本书，我知道杨沫晚年非常想念这个她过去恨铁不成钢的儿子。因为老鬼从小就很调皮、叛逆，在他进入少年逆反心理时期以后，没有适时地得到父母的关爱。这样，他的逆反心理就保持一直下来了，到内蒙兵团以后，不断给他妈妈添麻烦、闯祸，让杨沫处于左右为难的地步。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杨沫对老鬼的爱越来越强烈，特别到晚年的时候。老鬼随着自己的成熟，对他妈妈的感情也越来越强烈，从写《血色黄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一点，他对母亲出于理性成分的理解越来越深。我觉得老鬼写这本书的时候，处在一种矛盾的心情当中。一方面是对母亲强烈的爱和怀念，另一方面又是理性和求实的眼光。我们在舞台上看到很多高大全的人物都变成了大家的玩笑。那些“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的人物而今安在哉？

　　所以我觉得老鬼这本书不仅仅是对母亲杨沫最真诚的纪念，也是向读者叙述杨沫这样一个值得我们尊敬、记住的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历史人物。同时，这本书对我们了解这样一个作家有着历史证词的意义。了解这个作家的生平、心理史、创作史，有着很重要的史料意义，可以供文学史家来研究。还有就是这本书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杨沫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前后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的这部分作家的心路历程，包括思想改造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樱因此，这本书很有价值。

　　写历史人物需要真实

　　我认为，写历史人物，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我们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看他做了什么，应该了解他的性格，他的性格与他所做事情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把一个人物和传主，当成一个简单化的符号的注解。《母亲杨沫》突破了这些，作为子女这样写完全无悖于伦理。对于他把他妈妈不太光彩的一些事情写出来，我是这样看的———在他之前，郭小川的夫人和儿女已经做出了先例，他们在《郭小川全集》里已经收了郭小川在文革当中的检讨、交代，这些都是一些过来人往往视为耻辱，不愿意示人的东西，他们还把郭小川1957年的日记整理出版。我们并没有认为郭小川的形象不那么高大全了，而是相信他确实在那个时代生活、工作。我们再去读他的诗歌就觉得真实可信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诗人。我觉得，对于一般没有偏见的读者来说，读了老鬼的《母亲杨沫》，也许更乐于去阅读《青春之歌》。这个书里面写到了杨沫和那个秘书之间的暧昧关系，北京市文联的老人都知道。我认为，杨沫与这个人没有男女关系。这个秘书就是看准了杨沫轻信的弱点，来讨好、谄媚杨沫。

　　在这里我还必须说一点，两千多年来从孔孟那里流传下来了“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的观念，同时也推崇古代的史官如实记录历史的精神。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继承我们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坏的东西能抛掉的都抛掉。

　　邵燕祥，诗人。杨沫晚年为了出版邓拓著作，与邵燕祥交往颇多。

　　■反对老鬼

　　马联玉：我不同意老鬼的说法

　　杨沫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作家和老大姐，她对同志很坦诚，很热情，很平易近人。她很容易蹲下来和你谈心，这可能与她年轻时的工作作风有关系。

　　我不同意老鬼的说法，说杨沫对孩子漠不关心。我觉得那时她对孩子的关心具有时代背景，更多体现在政治上。她觉得孩子应该听党的话，守纪律，怕他出事。那个时代的父母对子女在生活上关心不够也很有可能。还有一点可能老鬼对他妈妈有误解，小胖被那个歌唱家害死以后，杨沫是很伤心的，也很重视这件事情并为此努力过，但当时恐怕只能到那个地步。作为一个刑事案件，杨沫可以提出她的意见和看法，但是结论还得公检法做出。我记得她当时曾向有关方面写材料、写信，可能还找人谈过她的看法和疑点。至于她对林斤澜说过的那些话，可能还是为了表现她的大度，她跟我没说过这个话。搞运动的时候，我已经不与她在一起工作了，但是后来我听杨沫说，她对马建民有意见。文革的中后期我去她家的时候，老马也出来见我，但是可以看出来，两个人不那么和谐了。她与马建民的关系应该分段来说，早期有一段时间来说应该还是不错的，从性格上来说，马建民是一个行政干部，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而杨沫是一个作家，文人气质多一些，时间长了可能有一些矛盾。

　　杨沫的《芳菲之歌》是文革期间开始写的，文革以后杀青。那时期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比写《青春之歌》的时候要多，杨沫后来否定自己的这部作品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也不同意老鬼的意见，说《芳菲之歌》失败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受到秘书的影响，因为杨沫在创作上不会听他的。杨沫在写《芳菲之歌》时曾对我谈过，除了写阶级斗争、民族矛盾以外，是不是还应该写路线斗争，因为文革的时候，路线斗争很尖锐，所以她想在这方面去试验。此外，她还在书中写了她不熟悉的东西，这也是失败的一个因素。所谓“时势造英雄”，毕竟人生活在社会中，人的性格、能力、思维甚至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客观存在决定的。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所受的教育来说，思想上有一定的桎梏是正常的。这不仅在杨沫身上有，在别人身上也有。杨沫晚年做了很多好事，为别人鸣冤告状等等，这些都是很光彩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我也与老鬼意见不一样，我觉得这不是杨沫的思想起了变化，而是情况变化了，允许了。她本来就是一个仗义执言的人，当环境不大能容纳仗义执言的时候，她仗义执言也没有什么效果。当我们的时代变化了，社会进步了，提供了这个条件以后，她在这方面做得更多。

　　 马联玉，杨沫的老同事，北京市文联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