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杨沫》再现杨沫沧桑生活

　　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压力下知识分子失去普通人情感底线

　　杨沫和丈夫马建民（上图），在文革中，迫于压力，马建民主动揭发了杨沫的党员身份问题，对杨沫造成了重大打击。此后杨沫也贴大字报揭发了丈夫马建民的问题。下图为马建民揭发杨沫的材料。

　　写作伦理与传统伦理的统一

　　□书评人 一泓秋水

　　对于传记的写作者来说，追求真实是其不容推卸的责任和使命。如果说，传记、回忆录的写作必须遵循一种伦理，那么这种伦理的主要内容就是真实———它要求写作者摆正自己的位置，既不对传主光辉、有利的一面进行吹捧和夸大，也不掩饰其缺点和阴暗、为人所诟病的一面。惟其如此，才不致对读者产生误导和欺骗，使读者能通过其文字接近于真实。惟其如此，写作者才无愧于它所从事的劳动。而另一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有“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的规则。它出自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在这种习惯的内核中，写作者为避免“大不敬”、“犯上”之罪，采取回避、敷衍和曲笔等手段，对传主某些东西进行隐藏，其实质与以前文艺作品的写作塑造高大全人物的心理如出一辙。这种避讳使得读者所读到的并非完整的信息，就事实而论，写作者已经利用图书这种进入公众领域的作品对读者构成了欺骗。同时，他所呈现出来的传主形象，也因此而变得暧昧不清———也就是说，这种写作本身已经构成了对传主的背叛。

　　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我可以见到久违的真实。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樱与以往的写作一样，老鬼对自己、对作品保持了罕见的忠实，在关于母亲的叙述上，身在局中的老鬼更保持了珍贵的品质———不夸大她光辉的一面，也不回避她的瑕疵。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作为同辈作家中最早出版日记的人，杨沫虽然自称想出版一部卢梭《忏悔录》似的作品，但是，她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按照老鬼的话来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历史的原貌有异，欠真实”，而且，“还删去了不少政治上的表态”，《自白———我的日记》的三个缺陷是“文过饰非”、“补写太多”、“自白太少”（被删除）。由此可见，饱经沧桑的杨沫对于自己生命中的某些经历和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已经有所判断，她掩饰、补写、删除的部分正是她难以接纳的部分。从她的这种行为不难看出，杨沫在本书中并没有对自己保持诚实。与之相反的事例是，对真实有着深刻认识的老鬼在《母亲杨沫》中不折不扣地遵守了他一贯的写作伦理，把杨沫的复杂性和软弱、虚伪的一面呈现了出来。诸如她与男秘书二十多年的密切关系，在写作《芳菲之歌》时紧跟政治形势而扼杀艺术性的作为，早年缺乏母爱，对孩子过于冷酷的一面等等。

　　在我看来，老鬼的写作无悖于人伦，他使真实的杨沫更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人们不会因为她有这些缺点而对她有所轻视，反而会因为这样一个人物的可信而备感真切。以此而论，这是生者对死者最好的怀念。而在另一方面，一个真实的杨沫又是她那一代作家的典型代表。在她身上，浓缩着一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历史的烙印深深显现在杨沫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说，《母亲杨沫》一书因此将成为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

　　杨沫从十几岁离家出走开始，其人生的起起落落与整个国家的变化完全同步。可以想见，如果在她具有写作能力的时候，给她一个合适的条件，杨沫或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即便不能产生如《青春之歌》一样大的影响，也不至于像《芳菲之歌》那样失败。当思想被套上桎梏，被关进牢笼，越雷池一步就会引来灭顶之灾甚至连累亲人的时候，再伟大的作家也难有作为；当作家为了迎合形势需要，不惜放弃艺术追求而写作的时候，决不可能诞生不朽的作品。令人欣慰的是，老鬼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让今天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从中，不仅可以认识矛盾却活生生的杨沫，更能清醒地认识过去。

　　 ■书摘

　　 杨沫是如何成为“假党员”的

　　自从父亲被揪出来隔离反省后，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压力。据造反派讲，他罪大恶极。父亲有点慌了。在北师大造反派的连续审问和高水平的政治攻心之下，父亲开始交待一切最隐秘的、最不能对人说的问题，以向党表忠心。可能是希望立功赎罪，可能是想表现自己态度好。总之，他把一件埋藏了30多年，除自己之外，世界上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坦白了出来。

　　那就是1936年12月母亲并没有入党！他当时对母亲说上级已经批准她入党了，是在哄她，为的是安慰她，让她不要着急，安心生下孩子。

　　以下是父亲的交待：杨沫38年混入党内的交待1938年约2月间，在安国县时，大家认为有成立县委必要，于是就推举张孟旭、张雪峰和我为县委。我任书记，张孟旭为组织委员，张雪峰为宣传委员。当时参加产生县委主要活动的人有师容之、张平之、王晓楼等。谁先提出来的记不得了。

　　抗战初期，党需要大发展，安国县当时才开始开展抗战工作，加入共产党是比较容易的。审查制度不严格，县委成立也是大家一哄而起。所以有的人入党组织手续也不严密。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杨沫1937年来安国县参加工作，入党也比较容易。就在这种情形下，我说她36年已入党了，所以就把她恢复为正式党员。

　　杨沫38年恢复党的关系时，我说她1936年就已入党的情况是编造的。

　　36年她并没有正式入党。

　　当时的县委后来查明张雪峰不是党员，张孟旭是叛徒。我当时也没有正式组织关系。推举县委时，大家也不了解彼此的真实情况，就成立县委了。杨沫就在这种情形下，由我出面，给她恢复为正式党员。并在向上级报告党员名单时，将杨沫也作为正式党员报告了。杨沫从而就成为正式党员，杨沫就这样混进了党内。

　　为什么说她36年就是党员了？主要是为了说她是老革命。

　　马建民1969.2.22……

　　父亲认为当时母亲挺着大肚子，入了党也无法工作，还容易出危险，为了让她安心生下孩子，别为入党的事着急，才善意地欺骗了她。

　　这件事，全世界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但在1969年2月，父亲主动地把内心深处的这个最隐秘的事给坦白了出来。由此可见文革的严酷无情和可怕威力。任何一闪念，任何一个隐瞒，都躲不过它的照妖镜，都逼你吐露给组织。人完全透明，没有了任何隐私。

　　这一揭发对母亲的打击是巨大的，她猝不及防。

　　自从清队和整党以来，母亲总说自己没问题可交待了，该交待的都交待了。然而，宣传队的同志给母亲拿来一份组织鉴定，上面赫然写着：据马建民交待，1936年12月上级党组织并没有批准杨沫入党，杨沫是1938年在安国县填写党员登记表时，才正式入党。

　　看了这个鉴定后，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非常震惊，也非常痛苦，忍不住呜呜哭了起来。

　　这个事实是何等残酷，触目惊心！

　　母亲的愤怒可想而知。

　　而且马建民说她“混入”党内更是胡扯！怎么你骗了我，还说是我混入的？

　　母亲也开始毫不留情地揭发父亲。父亲与武光的关系，父亲与邓拓的关系，这都是母亲可以回击的武器。

　　不用说，母亲对父亲的揭发无法原谅。这导致了两个人感情上不可弥补的裂痕。母亲认为，这事除了父亲，没任何人知道，父亲不说，也不会怎么样。父亲是为了表现自己态度好，才主动交待出来，等于是抛出别人，保存自己，太自私，太卑鄙了。

　　父亲在单位里威信很高，平易近人，朴实厚道。他本来可以车接车送，却无论寒冬酷暑，总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单位里有那么多年轻貌美的女性，他却从没有一点绯闻。口碑极好，所以他才最先被解放。人们相信他不会给自己老婆造谣，对他的揭发深信不疑。

　　有那么一段时间，大约是1969年左右，在北京城内，广泛流传着杨沫是“假党员”、“政治骗子”的传闻。

　　摘自《母亲杨沫》，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