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尖上的压力

　　目前，在我省的人才建设上，政府想方设法力尽所能为各种人才创造了更有利于发展的环境，且重视程度日益加强。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富有激情和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工作和生活双重压力的同时，还不得不面临学术研究和行政事务同时缠身的尴尬。人才，是我们整个社会共有的宝贝，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关怀。

　　打造云南经济文化大省的内涵，从概念到具体的实施步骤，在社会生产的技术应用和价值思想建构体系上做出非凡推动作用的自然科学以及社科界精英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这一群体的生存土壤是否能让其释放出最大活力，成了检验成就经济文化大省的“立省”之本。

　　据统计，全省共有中专及以上学历或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各类人员120．2万人。其中，有研究生学历的7060人，有高级职称的27292人，“两院”院士7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53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1001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1351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482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的17人，有省级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210人。

　　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吃苦耐劳、奋发自强、学术有成，甚至为做学问不顾一切，但这种破釜沉舟式的博弈用一位学者的话说是拿“生命宽度去强换生命长度”。

　　著名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并非一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只有那些听从内心独立人格召唤并葆有自由思想权力的人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才能在“暗暗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换言之，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解剖者和新价值观念的创立者，思索能力和原创能力是他们开启世界的手段和最终的答卷。这个终极理想一直锻打着知识分子在追求学问中接受苦难的坚韧度。所以有30多岁的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脑溢血突然去世，46岁的云大教授张晓辉病重在床，36岁的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因过度劳累离开了他深爱的讲台，36岁的焦连伟和46岁的高文焕两位清华大学教师相继辞世……

　　重新思索和检视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关注这一群体的首要话题。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吃苦耐劳、奋发自强、学术有成，甚至为做学问不顾一切，但这种破釜沉舟式的博弈用一位学者的话说是拿“生命宽度去强换生命长度”。

　　郑方（应家属要求化名），化工专业，在昆明一家研究所工作，2001年因肾炎急性发作医治无效去世时年仅44岁。同事们现在还经常说起他：“我们当时根本不相信这个消息，几天前还跟大家一起打乒乓球呢。他这个人头脑很好使，发表的论文又多，经常不分白日黑夜地上班，星期六还常见他在研究室里晃。”郑方的老领导说，在生活水平上，郑方的工资完全可以过得很好，就是生活太没规律了，过度劳累，心里想的事太多，压力大，紧绷着的那根弦，说断就断了。

　　昆明理工大学激光研究所高级实验师张永安认为，高校扩招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妥善处理，目前大部分教师都“陷”在“课海”压力之中。每年高校学生都在倍增，但是老师没扩招，教学工作量增加几倍，教室不够盖大房子就得了，师资不够怎么办？教师有时晚上12点都在加班，有的大年三十晚上还在搞科研。“我一个人上了3门本科班的基础课，再加上带研究生，自家的娃娃都顾不上了，像这样再干10年下去，我估计身体非垮不可。”张永安说，“就是退休了想再做下去，身体不行了怎么办？”

　　张永安认为教师不足带来一系列后果，无形中加大了教师的工作压力，教学质量怎么保证？一个大班200人，教授带两个硕士研究生分别授课都忙不过来，而理工科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动手能力、实验能力，这么多人怎么细致辅导？一旦毕业出去，能独立解决问题吗？“我选研究生的原则是，不看你是否高分，而是看你有没有想法，有没有独立的个性和创新能力。”

　　以前一个教授最多带六七名硕士研究生，现在有的教授多的带100多人，这些人中间，有不少人仅仅是为了获取一个文凭，真正研究学问的到底有多少呢？

　　云南师范大学姚律人教授的一组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他刚带研究生的时候是两个，第二届4个，第三届6个，2003年31个，2004年84个，2005年90多个。本科生的就业难导致大家都往更高的学历上挤，高校硕导由于课时量和生员的增加，在授课和辅导难度上所承压力巨大。

　　据昆明某高校的一项内部体检表和调查显示，校内八成知识分子感叹工作压力大，逾六成承认工作状态紧张。调查还发现，平均每5至7位知识分子中就有一位患有与工作紧张相关的慢性疾病。

　　云南省社科院科研处的郑晓云处长表示，造成知识分子普遍身体差的原因除了自身习惯外，还有很多健康保障体制上能做到却没去做的因素。像年满40岁的知识分子一年一次疾病检查都没到位，有时拖两年。对于女性知识分子，由于妇科病的特殊，应该半年就查一次。小病小患不先发现，拖到大病就来不及了。郑晓云说，目前关注知识分子的方式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物为本”。见物不见人，只有改善工作的经费，家庭、生活就基本不管。为什么好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娃娃成绩都不好？为什么他们连自家的老人都管不过来？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身体这么容易垮掉？生活上的获得不足是主因之一。

　　面对是做学问重要还是做行政官员重要的问题，一位教师非常干脆地回答，两者同等重要。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部分知识分子把压力怪责于当前的用人机制。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制度所使，谁愿意为了拼职称拼荣誉拼经济收入而拿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作本钱？

　　面对是做学问重要还是做行政官员重要的问题，一位教师非常干脆地回答，两者同等重要。他说，中国的大学决定了有这样的体制，就有为这种体制生存的人，谁也不能脱离在体制之外。昆明某专科学校的副校长说：“如果一个人每天要抽出大量的时间来应付许多繁琐的行政事务，在学术方面肯定要牺牲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行政和学术的关系并不是无法协调的，看你把主要精力放在哪一面上了，做再大的官也有人走茶凉的时候，做学问则不同了，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和一项造福于人民的科学技术，可能百年后都在发挥作用。坦率地说，如果我不当副校长而只当教授，也许我个人的学术成果会更丰硕一些。”

　　调查中很多教师承认大学的职称晋升是一个相对透明的程序，但是教授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对利与欲的追求与普通百姓无异。高层行政管理人员可以不用付出皓首穷经的做学问的漫漫时光，而直接享受到跟教授一样的待遇福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教授们努力达到自己的生活圈内的行政最高级别就是件无可厚非的事。

　　昆明某高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一系主任说，做系主任不同于可以不问其他一心做学问的教授，一个系，好几十号教师，一两千名学生，对系内老师的评比评审，对全院学生的意外情况处理，对课时量的调配安置。教师病了，你要找人顶班，甚至学生被抢都得过问。在关系到学校创收、院系发展的问题上，还得亲自跑教育厅、跑当地协会，为本系也是为本校教师谋福利。有一次系里的一个项目与社会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教师的奖金居然超过了工资。只是大量的外部工作消耗的时间、精力太多，真正想安心下来做学问，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又来了，整天就“淹”在行政事务之中。

　　在国外著名大学，如果有管理者对大学教授说，你辛苦了，提拔你做管理这三百名教授和五千名学生的头，那么他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不愿意。记者采访的这位系主任说，提拔教授做官从一定程度上是害了教授，他做学问的时间和空间被大大压缩。如果真要奖励教授，必须改变当前行政管理人员高于教授的与国外大学截然相反的做法，以减少教授们为生存和福利向行政靠拢的想法。在大学，教授就应是最高级别，既然选择了做学问，如何精进学术，攀上科研高峰，用新思想、新技术造福社会才是教授们的不二选择。奖励教授的方式有多种，给一个官，不如给一笔科研经费，给一笔生活改善费更好。

　　很多专家教授在50～60岁时是最容易出成果的，不用提倡“老有所为”，而是他们“必有所为”。这时让他退休，对原单位几十年的培养和他们的自身发展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在大学，中高级知识分子是撑起学术平台的大梁。经过几十年的打拼，从层层压力中抽丝剥茧般熬到五六十岁，思想日益成熟，知识及经验积累亦达至巅峰，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

　　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为女满55周岁、男满60周岁。生物研究所的一位教授称，对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来说，这种规定是合理的，你不能强迫他们干到干不动为止。但是对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就不同了，很多教授在五六十岁时是最容易出成果的，不用提倡“老有所为”，而是他们“必有所为”。这时让他们退休，对原单位几十年的培养和他们的自身发展来说都是一种损失。再说，年轻教师和研究人员也需要老教授指导提携和教学培养，因此很多退休教授和高校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返聘”的形式，让自己更充分地发挥“余热”。

　　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退休和在职一样，只要不中断对学问的探索和总结，家里学校没什么区别，况且退休后可以赢得更多的学术研究空间。曾任职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余嘉华今年已66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余嘉华认为退休教师主观上要积极适应不在岗的身份转变，发挥个人特长，用好“学术年龄”的黄金时期。余嘉华称像他们现在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通过数十年知识及经验的积累，可以说正是“学术年龄”的黄金时期。“许多以前我读不懂的，不理解的，现在随着思想的成熟一下豁然开朗，而且还看出了前人的一些不足，不把这些都写出来，就非常可惜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比他看得还远。古人说40不惑，我想60不惑，古人说30而立，我想60而立。”

　　余嘉华从事的学术方向是云南地方文化研究，退休后他的新作品问世的速度和质量每每给学界带来震动和惊喜。编撰《李群杰文集》、点校《担当诗文集》、著写《木氏土司与丽江》，300万字的《范义田文集》即将出版、400万字的《云南历代文选》正在编撰之中。同很多离职教授一样，余嘉华正为自己的退休人生书写着浓墨重彩的画卷。

　　云南大学的陈丽卿教授在退休后除担任高考阅卷工作外，还随着自己的兴趣爱好著书立说，她的《云大学人——女教授卷》一书成为记录云大女教师风采的重要参考。云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良驷自1986年退休以来，创建了我省惟一的一所农药研究所，他主持研制成功的昆明稻田早、中期除草剂，由于它的良好作用，1999年和2004年分获国家农业部和云南省质量监督局的认证，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产品迅速进入市场。据晋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统计，使用李良驷教授的除草剂，薅草的费用由原来的80元降为14元，每亩可节省成本66元，全省360万亩土地可节省成本2亿多元，李良驷为退休教授树立了一个用科技造福于民的优秀榜样。

　　讨论政策的落实是第二步的事，立足于政策出发点的观念转变才是第一位的。有的领导在老专业技术人员退休时说：“你们老了，回家抱孙子去吧”，生怕这些人回去抢他们的饭碗。但中央8部委《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让老有所为有了“尚方宝剑”。

　　2005年的2月24日对离退休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是个好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人事部、科技部、劳动保障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协联合下发了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通知书，其内容核心是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在科研经费的申请、项目承担、科研成果评审、著作出版等方面与在职人员一视同仁。在老知识分子看来，这不啻是一道“金牌”，一把重新投身于科研的“尚方宝剑”，退休的老同志都觉得不会再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了。

　　云南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秦处长认为，政府从没有忘记离退休的老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大量的原单位返聘就是对老知识分子的尊重。省老科协就是负责联络各个方面科技人员发挥作用的，其中大多是离退休专业技术者。在职或不在职其实有同等的工作机会，在项目申报上我们不会歧视任何一方，谁有能力就拨给谁。在应用型的课题申请上，我们通过投标形式选择优秀的单位，不搞平均主义。至于退休政策，个别单位的正高职可以延缓到65岁。

　　云南省高教老科协副秘书长姚律人（云师大退休教授）称，讨论政策的落实是第二步的事，立足于政策出发点的观念转变才是第一位。有的领导在老知识分子、老专业技术人员退休时说，你们老了，回家抱孙子去吧，生怕这些人回去抢他们的饭碗。至于文件里说的同等申请学术科研经费，姚律人称，不应该看他是不是在职，就看他的课题好不好，价值大不大，谁行就给谁，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一视同仁。

　　也有许多学者对这份文件的可操作性表示疑问，云南省社科院的王亚南研究员则说，我们在职和退休人员早就一个待遇了，反正谁都没钱，谁都不好开展工作，这份文件只说一视同仁，没说钱从哪儿来。社科类的财政拨款本来就少，很难申请，若给离退休人员搞研究，那么就挤占了在职人员的份额。这份文件若真的实施，应当有一笔宽裕的资金供给老知识分子，让他们静心整理多年思想积累和联系著作出版。

　　云师大的余嘉华教授认为，退休制度是合理的，是必然的，是一种新陈代谢的过程。退休老知识分子想在离职后继续为学校、为知识界、为社会效力，但是很多学校的政策更倾向于在职的教授。对退休职工而言，研究课题申报困难、著作出版没有经费支持是经常碰到的事。中央推出了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在申报课题获得经费平等的政策无疑是对他们的莫大帮助与支持。

　　目前，外省对离退休知识分子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辽宁省已出台政策鼓励、支持离退休老教授发挥作用，比如由省财政厅设专项经费给退休老教授做教学督导之用、返聘教师同工同酬、建立退休教授信息库等。我省政府在设置离退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课题申请经费、著作出版、科研成果评审、实验室的使用等政策制定上应有实际行动，并要建立一条通达社会各界的免费信息网络渠道，让需要得到退休老教授专业帮助的单位、企业、个人迅速获知有用价值信息，教授才尽其用，社会盼“才”有“道”，这样才能为离退休高知和技术人员创造宽松的发挥氛围。

　　市医学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建议，可以借鉴国外的疾病保障机制，从生活上真正关心中高级知识分子，只要检查出病来，不管你愿不愿意，一律强行休假治疗。革命片里宣传的“轻伤不下火线”害惨多少人，那是战争年代的规律，在那个时代肯定是对的。但现在观念得改一改，培养一个专家不容易，多做贡献比做一时贡献要好得多。

　　赵 岗（滇池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