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集粹:一切权力腐败都是家族腐败

　　如果要号召人们为受灾者献爱心，就必须让公众了解待援对象的灾损情形，特别是“有中国现阶段特色”的灾损情形下，如此方能充分地激发同情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能把台风灾损抽象成“全国”损失，必须讲清楚、说明白到底谁的损失，损失如何分布，特别是有关农民的受灾情况。

　　从民主财政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都要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商品，纳税人既是

　　中国经济时报:贫困帽:官场滑稽剧的道具

　　富县戴穷帽现象与穷县戴富帽现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不正之风之所以蔓延，不应完全归咎于评定“贫困县”的依据不科学、不具体、不规范，关键是少数地方主政者缺乏“以人为本”理念，思想作风不端，为人为官的品质不正，弄虚作假，归根结蒂是有关方面监管不力，甚至“纵容姑息”所致。要避免和杜绝这类不良乃至丑恶的现象，需要有关领导机关切实转变作风，多深入，严考察，及时发现“猫腻”、戳穿“牛皮”。同时，要对弄虚作假者严惩不贷，一经发现即先就地免职，再按党纪国法从事，以儆效尤，从而让地方主政者们养成实事求是的习惯，对“贫困帽”既不敢妄“摘”，也不敢妄“保”。

　　这样一来，对财政预算进行严格审查、监督的权利源头得不到保证，问题就很难避免不断向预算审计这个下游汇集，让审计部门查不胜查、审不胜审。而且，由于预算违法责任制度的种种缺陷(如按照现行《预算法》，预算违法仅仅只有三种粗略情形，而且违法者只须承担行政责任)，对预算违法行为很难形成足够的威慑力，于是，便形成屡犯屡审、屡审屡犯的怪圈。

　　权力腐败都是家族腐败。因此，遏制权力腐败，防范的对象不仅是官员个人，而必须是其整个家庭或家族。我们非但不能寄望于“廉内助”或“小眼睛看住大眼睛”等作秀式反腐措施，而且要将权力掌控者的家庭和家族纳入重点监督的范围之内。有权者的配偶子女不是监督者而是监督对象，权力监督和公众监督的触角必须牢牢缠住他们。否则，遏制权力腐败只不过是在痴人说梦。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为了一个好的目的还要通过好的方法和程序。历史的教训甚至告诉我们方法和程序的正确更为重要。否则，好像目的实现了但最终看到的绝对不是我们梦想的美丽新世界。李敖说的观点我们很多人都很欣赏，但我们更要看到他学术方法的危险，在李敖演讲的美丽观点下包藏的实在是有害的方法论；如果为了欣赏他的观点，背离了学术基础，我们就是在让马丁路德这个德国老农输掉，他上次最后赢了，我希望这次他还能赢。

　　祭孔似乎只是理清了“我曾是谁”。如何回答“我将是谁”则靠不上孔子而要靠我们。孔子周游的列国，现在不过是中国的几个省市。孔子的世界里只有锄头、长矛、牛车、茅屋，而今的世界则充满数不尽的新鲜玩意儿如飞机、手机、计算机，其中最大的变化可能是“民可使由知不可使知之”再也不能成立了。这一切均表明，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在对传统的整修中加入新的基因，在政经体制和社会管理上有更多独特的创造。但是，有一些东西是超越时空的，会长久地灌溉一个民族的心田，教人区分贵贱、美丑、是非、善恶，标示着一个文明的高度。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定心丸”，我们当悉心呵护。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包括公车私用这样的腐败行为，绝不是光靠一两项具体措施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和清除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无所作为，就可以因畏难而放任自流。

　　点击这份完整得不能再完整的审计清单，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感受，反正笔者是一点知情权得到满足后的快感都没有，相反，倒是感觉胸口堵得慌，无比愤懑又无比无奈，有一种无力感贯穿着自己全身。我理解这种感觉的缘由：对这一切虽然知情了，但作为一个公民，手中的权利资源很少，虽然对那些部委屡审屡犯的问题非常痛恨，对公共财政的滥用感到非常痛心，可根本无力训斥什么、影响什么、改变什么。知情而无力影响是一种煎熬。

　　笔者并不是反对博士从政，而是说他们如果要从政，就必须通过正当的程序，不能因为是博士就有特权，再说，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副市长”“副县长”“法院副院长”等职务，是要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当地组织部怎能大包大揽地“正式任命”呢？这是不是也损害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

　　在古希腊神话中，象征司法公正的正义之神是一位蒙眼女性，蒙眼，乃是因为司法纯靠理智，而不受外物纷扰。法学家将正义女神的蒙眼布引申为缜密的司法程序。我认为，一个可以让法官保持中立立场与超脱态度的司法制度，其实也是一块“正义的蒙眼布”，只有蒙上这块“布”，法官才可能隔开任何非法理因素的干扰，包括权力的干预，居中裁判，从而保障司法的公平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