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降低公共政策非公共化的风险

　　海南一些领导谈起环保就哭穷，搞城市“形象工程”却出手阔绰。环保部门成摆设，万泉河水臭又黑。海南省人大最近组织的《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暨海南江河环保世纪行活动发现，海南水污染严重。更令人担忧的是，市县领导对水污染问题麻木不仁，市县环保部门执法不力。（见《新华网》9月29日）

　　海口市搞城市绿化、美化却舍得花钱，气派大得惊人。近几年，海口市油漆粉刷美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广泛的干预，通过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来矫正社会问题，弥补市场缺陷，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或多或少地偏离了此目标。因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存在一种衍生物,那就是“租”。本则新闻中的市县领导谈起环保就哭穷，搞城市“形象工程”却出手阔绰，就是寻租的表现。寻租活动的存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公共政策偏离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公共”有两层含义:公共政策是对公共权力的运用，其效力涉及全社会，公民及其资源都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物，公共政策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其基本功能在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以及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谈起环保就哭穷，搞城市“形象工程”却出手阔绰，正说明了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扭曲。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在这种状况下，公共政策的“体现公意”就无从谈起，偏离了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走向了非公共化。

　　有关部门谈起环保就哭穷，搞城市“形象工程”却出手阔绰，启示我们，不首先弄清楚政策的价值问题，进而弄清楚政策的正当性、公道性和社会性等问题而去评估其效果，无异于本末倒置，很简单的一个例证就是，一个高效率而非正义的政策运行会比一个无效的政策运行带来更惨痛的后果。市县领导谈起环保就哭穷，搞城市“形象工程”却出手阔绰，表明公共利益被少部分个体的私欲瓜分，公共政策被当成牟取特殊利益的工具，“公共性”遭到了质疑也是很自然的了。

　　谈起环保就哭穷，搞城市“形象工程”却出手阔绰，告诉我们政府和官员的经济理性决定了公共政策与政府官员存在两个不同的目标: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政府官员会利用其手中的权力，根据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来制定公共政策，这种选择有可能以牺牲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为代价。为此，加强监督，完善公共政策议程，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增大寻租的风险性,从而将寻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防止特殊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在权力之间形成彼此制约的制度张力，使那些自利行为在有限理性指导下的博弈中恰好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稿源：红网)

　　(作者：朱四倍)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