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诗集“打油”40年世相

　　邵燕祥40余年来旧体诗结集出版大多数诗篇为首次发表

　　住在密云的邵燕祥喜欢带着一本书散步，阅读的同时依然思考现实。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1996年出版的《三家诗》收入了邵燕祥的部分旧体诗歌，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而《邵燕祥诗抄·打油诗》则收入了作者的绝大部分旧诗。

　　本报讯（记者 张弘）诗人邵燕祥以新诗和思想评论称誉文坛，却有人评论说：“邵燕祥的杂文比新诗好，旧诗比杂文好”。虽然邵燕祥并不同意这种判断，但更多读者却因此希望一睹邵燕祥旧体诗歌的风采。日前，《邵燕祥诗抄·打油诗》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邵燕祥自1958年到2001年间创作的旧体诗歌数百首，其中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同时，书中还同时收入邵燕祥为丁聪和方唐的数十幅漫画所配的诗篇约60首。

　　邵燕祥创作旧体诗词40余年，历经中国社会和知识界的数次重大变化，这些事件在邵燕祥的旧体诗中都有所反映，既有歌颂之词，也有反思之作，更有对社会上某些事物的讽刺。这些诗歌放在一起，构成了特定年代下一位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对于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旧体诗歌命名为“打油诗”，邵燕祥表示，一方面这些诗歌并不完全符号旧体诗歌的格律，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诗歌代表自己四十年间的所思所感，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他同时介绍说，不只是他自己，聂绀弩、荒芜、黄苗子等人也都把各自的旧体诗歌称为“打油诗”。邵燕祥认为“打油诗”具有很强的自由色彩，在特定年代下因为便于写作、便于记忆、便于传播而成为自己的选择。

　　据了解，邵燕祥旧体诗歌曾经在1996年部分结集与黄苗子、杨宪益旧体诗歌共同出版，受到读书界的关注，此外《人生败笔》和《找灵魂》中也曾收入少量诗作。但《邵燕祥诗抄·打油诗》却是邵燕祥旧体诗歌第一次大规模结集出版，书中绝大部分诗篇此前从未发表过，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献意义。昨日，就这些旧体诗歌的现实意义，本报专访了邵燕祥先生。

　　■诗人访谈

　　邵燕祥：鸦雀无声雁有声

　　写打油诗让我快乐

　　新京报：一般读者所了解的邵燕祥，是一个写新诗的老诗人。你写旧体诗的原因何在？

　　邵燕祥：我是1947年开始发表新诗的，那个时候也在写旧诗。我没有专门学过诗词格律，但现在留下来的解放前的旧诗数量不多。

　　我写诗词开始于自娱。为什么呢？第一，我不准备发表，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就准备下放劳动改造，已经被剥夺了发表权。写这种诗一方面便于记忆，也便于收藏。笔记本、香烟纸上都可以写。同时也排遣一下自己胸中的块垒。有一点我要声明，作者不能强迫别人来读你的自娱品，现在把它出版成书，我不知道有没有对读者构成强迫。（笑）所以我很感谢那些花自己的钱而不是公款来买这本书的人。

　　讽刺一些想“不朽”的人

　　新京报：打油诗的一个特点是合仄压韵，容易流传，这是不是你写打油诗的原因之一？

　　邵燕祥：我可以从写作打油诗的过程中得到快乐。聂绀弩写七律比较多，七律里面有两句对仗，对仗对好以后很快乐。一个人没有思想，搞这个就是文字游戏。如果在这当中注入了你的思想以后，它的意义就超越了文字游戏。但是，它的出发点还是游戏和排除自己的积郁。

　　新京报：那么，打油诗是不是更亲近俗世生活？

　　邵燕祥：我举一个例子吧。我秃顶是在1973年，但从1972年就开始大量掉头发了，这是当年的一首《揽镜见脱发》：“只牵一发动全身，魂绕江河湖海滨。自信情根生热土，人间有味是红尘。”因为我当时身处逆境，但是对红尘俗世还是很关心。包括我早年干革命，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让红尘之中的老百姓过好日子。另外还有一些讽刺诗，也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评。有一首《赠友人》的最后两句曾经流传很广：“长空万里书何字，鸦雀无声雁有声。”

　　新京报：你曾经说聂绀弩“以杂文入诗”，你的这本书里面有些诗似乎也有这个特点？

　　邵燕祥：有一部分是这样，比如《看武夷山悬棺》就是这样：生时天下怒能安，老去方知不朽难。欲使万民齐仰望，君身何不入悬棺。这首诗就是讽刺一些想“不朽”的人。旧体诗词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大家心领神会。

　　“打油诗人”活在红尘中

　　新京报：陈寅恪曾经“以诗证史”，从你的这本书所收集的诗歌里面，也可以看到你过去一段时期的生活，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你是用旧体诗词来关注“形而下”的现实吗？

　　邵燕祥：像我这样的“打油诗人”生活在红尘当中，不太能写像王维那样的田园诗歌。你看，1973年写的《春日二首》，内容似乎比较闲适。当时我在干校，干校在1971年林彪垮台之前很紧张，此后相对放松。原来我们都是干最苦最累的活，写这首诗的当天，领导让我去看一块麦田，不让鸡进去。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所以这两首诗就表达了当时的这种心情。

　　新京报：从这点来说，处境决定了诗人的写作风格和内容吗？

　　邵燕祥：处境有大小的区别。比如当时，大处境我还在改造，小处境就是缓一口气。我在1958年、1959年写的新诗里面也有一部分与现实没有多大关系的。像《原子破冰船》，就是远离现实环境的一种向往，给自己另外构造了一个精神世界，可以暂时在那里当避风港来喘息一下。但是，即便如此，还是离不开大环境。

　　写作真正的打油诗

　　新京报：你的创作以新诗为主，但是，新诗的诞生也是一些有能力写旧诗的人在20世纪初期倡导的结果。你写旧诗，与他们的情形很相似：主要的创作以新诗为主，意兴之余也写旧诗。那么，新诗和旧体诗词之间是什么关系？

　　邵燕祥：当代的诗词创作一方面数量大了起来，一方面作者的志趣、情趣、精神境界，以至于写作目的（功利的或者非功利的）都有了很大不同。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发展。“五四”运动以后，一些骁将为了给新诗开辟园地，打倒了旧诗词。比如胡适，他在《尝试集》里故意蹲下来，把新诗写得明白如话，从艺术角度来说，《尝试集》后面收集的旧体诗比新诗要好。像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旧学功底很深，但是主要创作还是在新文学方面。他们的旧体诗词主要还是朋友之间的唱和，这些诗词都写得很好。“五四”以后基本是新文学的天下，写旧体诗词的人除了一些大家，就是一些遗老遗少，而且他们被挤到很边缘的位置，几乎只能在朋友之间传阅，不可能大量发表和出版。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诗刊》工作。1987年我曾有一个发言，建议写新诗和写旧体诗词的人不要相互排斥，大家写出优秀的诗来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新诗和旧诗里面，都有一些好的和不好的。后来到湖南参加一个会议，我提出，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新诗和建立在古代汉语基础上的诗词，分属两个不同的审美体系，因此，两者不可相互取代，应该实行“双轨制”。

　　在新诗的原野上，我们享有更多的自由，而写格律诗，就像闻一多说的，写格律诗是“戴着镣铐跳舞”，有跳得好的，有跳得不好的（可能会跌倒）。

　　新京报：有些诗如《戏咏五次文代会》（写于1988年11月15日）里面好像有一些故事，你能否介绍一些？

　　邵燕祥：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掌声拍报平安夜，大会开得很好嘛１只要了解五次文代会详情的人都会笑起来。那一次大会通过决议最后采取了鼓掌通过的办法，而没有采取投票的办法，这样就便于控制。对于某些人来说，鼓掌通过皆大欢喜，就像《平原游击队》里面报“平安喽”一样，“大会开得很好嘛１是他们的语气。这种大会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无助于大家的自由创作。应该说，这首诗的最后两句使它成为了真正的打油诗。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