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为人，与我何干

　　媒体思想之梁文道专栏

　　一个知识分子的私人品德与他的公开言行有关系吗？他有桃色新闻，他日进斗金，他张狂自大，他甚至还有背信弃义；然而，这一切一切是否就推翻了他在一个社会起到的历史作用呢？看到李敖五十多年来第一趟回大陆的热闹，我在家静静回想这个老问题。

　　我第一次看见李敖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到十岁。那年在台湾随家长去一个长辈家中做客。大人说话，我无聊，就在人家家里自己乱逛，进了一间书房看到满架子书，其中两排整整齐齐地在书脊上印了一行“李敖”。翻了一会儿，我跑到客厅打断了正在谈天的大人们，问了一句:“谁是李敖呀？秦爷爷怎么有那么多他的书？”秦爷爷和我外公交换了一个眼神，跟着又起来带我去吃水果，意思是小孩子不要多事。

　　那是蒋家父子治下的威权政治年代，书有禁书，报有报禁；就连学生的头发长度都有规定，那叫做“发禁”。在这样的社会底下，以批评和反省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不用太聪明，也不用太有学问，他只需要很简单地提问，问谁有资格去决定什么书该禁，问一份报纸的张数为什么不能超过三页，问男学生们为什么一定要理平头。在一个独裁而专制的社会里，一个人要当知识分子用不着别的，只要有常识和最简单的逻辑就够了，可是就在做一个知识分子这么容易的情况下，当年却没有太多人担当这个角色。大部分人，大部分学者都只是偷偷地读李敖；在读他那些旁征博引但道理简单的文章时，自己到底还是个知识分子，因为那些道理我也懂。当然，读李敖的时候不能忘记讪笑他的狂妄，不耻他的某些行径，这样就能把自己拉得地位更高了。

　　那就是我的戒严台湾岁月了，和今天很不一样。今天的台湾，黑社会大哥的女儿大学毕业也可以成为头条新闻，没有太多人会对德国大选的结果感兴趣。但那时不同，随便一个出租车师傅都能对你侃侃而谈冷战结构的变迁。这是专制社会的特征，大家都不能评论自己家的事，所以盛产国际问题专家，老百姓也都很有国际视野。但久居守岛的李敖不同，他最喜欢嬉笑怒骂岛里的事。

　　李敖的书往往是禁书，但读者却奇怪地越来越多，他赚的钱可能也因此不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投机，不知道他是不是沽名钓誉，更不知道他写那些文章的真正理由。我只知道他的书启发了很多人如我，我后来回到香港，但有更多的人留在台湾，成为当年“堂外运动”的骨干；还有一些人进入媒体，每天努力张开更大的空间；还有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地观察默默地思考。李敖和他那一辈少有的用常识说话的人，在他们可能也预料不到的局势发展下，耕出了一小片土壤。后来，在这片土地上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于是守御领土又大了一点。再后来，又有一本叫做《野火集》的书，一把火般的烧焦了杂草枯枝，地就变得更肥了。

　　我无意夸大几个文人的作用。事实上，在蒋经国统治的最后几年，有一大批年轻人正抱着无比热情于暗夜中涌动。他们后来都是台湾转变的急先锋。当时台湾大学的学生喜欢说“每个人总得交起码三年的学费”，他们所指的交学费就是坐牢，台湾民主大学的学费。如果你跟那时正在忙着开研讨会，或者正紧张地伏在案上印传单做标语的青年说，李敖其实是个自私鬼，柏杨和龙应台也都很有问题的话——我想，他们会昂起流汗的前额，笑着问:“那又怎么样？”这些人未来的成功，吊诡地使得李敖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光环。李敖致力争取自由，然而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不再需要斗士的。

　　与其关心李敖的为人，我更想知道的，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在威权体制里活了下来，而且著述不断？他和他的先行者后来人，又是如何在重重禁制下发挥影响力？那时候的台湾执政者，又为什么可以容忍他们的存在。在李敖访问大陆的当儿，我以为，这些问题要比他对胡茵梦好不好，对萧孟能是否恩将仇报，重要得多。

　　(作者系媒体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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