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该如何“花钱”？

　　中国观察之唐昊专栏

　　前几天《南方都市报》报道，在广州地铁二号线施工过程中负伤的四川民工吴永忠要求取得最低生活保障金，被民政部门以其没有广州市户籍为理由而拒绝。吴永忠在告到法院、一审败诉后，又上诉到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政部门拒绝吴永忠要求的理由看起来是“有法可依”的——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明文规定，有权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申请人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但吴永忠的理由却更加令人难以辩驳——既然为广州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所负的也是工伤，就理应享受到广州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平心而论，政府的福利责任必须惠及每个公民，而不能分出来三六九等，毕竟这个政府应该是全民的政府，而不只是城市居民的政府。这是政治伦理上的常识，但要在我国把它变为现实还真不容易。究其根源，并不是这个国家有钱还是没钱的问题。

　　近年来没有多少人再提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了，政府在国际事务中花钱也大方了。这是因为国家近年来在财政上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加强税收征管、大幅提高财政汲取能力，其结果就是政府通过税收所汲取的可支配社会财富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一些学者的调查，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连年快于GDP的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2002年已经提高到18.5％，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11％左右。如果加上社保基金这一块，实际上我国公民的税务负担已经极其沉重，甚至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高。

　　税收问题由于与人们切身利益的关系逐渐显性化，而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最近，围绕着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问题，人们为要缴多少税才合适，不同阶层、不同家庭状况、不同地区的人要怎样缴税才公平等问题而争论不休，但实际上更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却是:那些收上来的钱、那些庞大的财政收入都用到哪里去了？

　　对一个理性的公民来说，并不是税负越轻就越满意；他更应关注的是收上来的税用得合理不合理，因为这才是真正关乎人们长远利益的。如果税收总是用在公款吃喝、买车、领导出国考察等方面，即使只收我一元钱的税我也是不干的。相反，即使税负很重，但政府提供的服务也更加优质，那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像欧洲、特别是北欧的一些国家，人们收入的一半以上都要用来交税，但却依然平静地接受这样的事实。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境界有多么高，而只是因为这些交给国家的钱最终还是会以他们看得到的方式投放到他们自己身上，比如免费的医疗、教育、灾害和贫困救济、社会保障等等。税收得越多，事实上政府的责任就越重。

　　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在财政收入迅猛增长的情况下，我国公民的教育负担、医疗负担却日益沉重，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甚至全国大部分人口(主要是农民)无法享受到起码的社会保障。如果把政府比做企业，那么这家企业的服务功能可以说长期以来都没有加强，而缴费却越来越多。这些都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破产的前兆，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可以容忍这一点。

　　在这种大背景下，可以想见，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吴永忠这样在政治上逐渐觉醒起来的农民提出越来越多的权利要求。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些权利要求无论如何都是正当的。如果这些要求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无法得到满足，绝不是提出要求者的责任，而是整个体制的责任；如果这些正当的权利要求被体制一次又一次地无情拒绝，那就是人为地制造社会对立，把国家拖入危险之中。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体制上、法律上的变革，使政府财政在提高社会保障的城乡公平度、全民医疗服务、义务教育投入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在这个纳税人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年代，政府在提高财政汲取能力、越来越会“抓钱”的同时，更要学会如何更好地“花钱”。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师)

　　专栏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