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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华特:把交响乐输入东方是种挑战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04日00:10 新京报

  执棒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式,香港管弦乐团艺术总监接受本报专访

  

迪华特:把交响乐输入东方是种挑战

  作为荷兰指挥家,迪华特认为把香港管弦乐团带入世界级交响乐团是最大的挑战。

  ■人物

  “乐团建造者”迪华特

  艾度·迪华特,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早年于阿姆斯特丹的音乐学院习双簧管、钢琴及指挥。毕业后随即受聘于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作双簧管副首席。于两年后,23岁的迪华特于纽约米赛普乐斯指挥大赛中夺魁,自此他担任纽约管弦乐团音乐总监伯恩斯坦的助理指挥,随后成为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总监凯亭的助理指挥,并于1967年成为鹿特丹管弦乐团及荷兰管乐团的指挥。

  自2004/05乐季起,迪华特担任香港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兼总指挥。他经常担任多个世界一流交响乐团的客席指挥,也是享誉国际的歌剧指挥。因为他善于成功将其带领的乐团提升至高度卓越的艺术水平,迪华特有“乐团建造者”的美誉。他曾任悉尼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兼总指挥、荷兰电台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荷兰歌剧院总指挥,鹿特丹管弦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迪华特经常被世界欧、美、亚乐团邀请担任客席指挥,去年刚踏足维也纳金色大厅、洛杉矶和路·迪斯尼音乐厅及日本东京山多利音乐厅。

  作为歌剧指挥,迪华特曾在伦敦考文特花园和德国拜罗伊特执棒,并在旧金山和悉尼指挥全套瓦格纳歌剧《指环》。现代作曲家约翰·阿当斯的歌剧《尼克逊在中国》在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举行世界首演,也由迪华特执棒。他近期指挥的剧作,最为瞩目的包括在法国巴斯汀歌剧院演理查·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及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萨尔斯堡音乐节上演的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等。

  去年,迪华特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出《莎乐美》。

  迪华特的录音数量繁多,并曾与荷兰电台管弦乐团合作灌录全套马勒交响曲。迪华特最近获澳洲政府颁发非军事最高荣誉之一:澳洲勋章,表扬他成功将悉尼交响乐团提升至世界级地位,同时提升了澳洲及悉尼的音乐和艺术生活。今年7月,香港演艺学院将荣誉院士颁予迪华特,赞扬他对香港本地下一代音乐家的培育。

  本报讯荷兰指挥家、现任香港管弦乐团艺术总监艾度·迪华特,将在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指挥开幕式音乐会,并首次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演出肖斯塔科维奇《a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和理查·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交响曲》,由韩国小提琴家莎拉·张担任独奏。

  在荷兰乃至世界古典乐坛都享有盛誉的迪华特,最初为中国乐迷认识,始于去年初他走马上任香港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兼总指挥。虽然在过去三十多年间,香港管弦乐团已发展为集华人和海外音乐家的组合,每年演出一百多常但自有“乐团建造者”美誉的艾度·迪华特从2004/05乐季起上任艺术总监兼总指挥以来,香港管弦乐团的水平获得了亚洲音乐界公认的质的飞跃。

  在来香港之前,迪华特离开悉尼交响乐团时接受访问说,他对悉尼城市中的水色、变幻的灯光印象特别深,他说可能是因为“自己是荷兰人,视野里某处总有个伦勃朗在那儿”,因此他对颜色和光特别在意。而众所周知沿海城市香港也以霓虹夜色著称,迪华特没说,但也许这是他乐于移居香江的一个原因。在迪华特这次首次来京执棒国内乐团前夕,本报记者对指挥家进行了专访。

  ■访谈

  关于香港

  它是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世界

  新京报:你将在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指挥开幕式的音乐会,对音乐节和中国爱乐乐团有什么期待?

  迪华特:以前我从没接触过内地的交响乐团,我很期待在北京音乐节上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听说这个乐团的弦乐组和木管组很棒,所以我们选择了理查·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交响曲》,这首作品对乐手的艺术鉴赏力要求很高,并要求有华丽的音色。至于北京一年一度的音乐节,目前我还没有清楚的概念,得等到演出以后再做评论了。我期待以后能带香港管弦乐团来参加北京音乐节。

  新京报:准备一直留在香港做指挥吗?

  迪华特:在成为香港管弦乐团艺术总监前,我已经做好打算,跟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搬到香港住,孩子会上香港的国际学校,他们肯定要学习汉语的。香港跟阿姆斯特丹也有直航,因此回荷兰也很方便。我计划未来的12年都会留在香港,到那时我已经75岁了,如果我还想指挥,也还有人愿意邀请我的话,我会继续任客席指挥。

  新京报:据说你对悉尼城市中的水色、变幻的灯光印象特别深,因为你对与阿姆斯特丹相似的环境、颜色和光特别在意。而香港也以海景霓虹夜色著称,这是你乐于移居香江的一个原因?

  迪华特:有可能吧,不过我始终还是感觉香港是一个与西方城市完全不同的世界。

  新京报:你怎么看香港的文化氛围?你认为香港是不是有潜质发展更多的管弦乐团或者古典音乐的乐迷?

  迪华特:文化氛围现在已有所改良,要改变需要很多方面的帮助,包括政府的和个人发起的。我认为香港是有潜力丰富其艺术生活的,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交响乐团,我倒不清楚,但要是在最初的10年、15年,我们拥有一个有120人的大交响乐团,有一个规模适当的室内乐团———大概60人,这样我们已经可以满足香港所有乐迷的要求,但我真不知道以后是不是会有足够的空间提供给音乐会。

  我会主张应该发展多点古典乐迷,我也相信这个可以做到。从现在起的五年内,走进音乐厅的人会比现在多,观众也会比现在更“铁杆”。现在我们也有固定的乐迷,但还不够多,可是要改变只靠我们自己是不够的,香港所有的艺术团体都有责任助一臂之力。

  关于乐团

  与年轻乐团合作没有传统的包袱

  新京报:香港管弦乐团给了你怎样的挑战?

  迪华特:刚才已经说了香港对我来说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是挑战,也是魅力,我会为此最后一次倾尽全力。一开始,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要把极为西方的交响乐这一艺术形式灌输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东方世界里面。不过,香港有很长的交响乐团历史,也长期受西方影响,这方面,除了拥有上百年交响乐历史的上海以外,跟中国其他大城市有所区别。

  接下来的挑战,是要培养更多古典乐迷,并建立乐团自己的音乐厅。我觉得跟像香港管弦乐团这样年轻的乐团合作,由于没有传统的包袱,感觉很清新。不像站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的指挥台上,我就会感到来自马勒、理查·施特劳斯以及其他指挥大师的压力。

  新京报:香港管弦乐团现在不仅有香港的演奏家,还有西方的乐手,这样的模式会一直沿用下去吗?

  迪华特:其实你看像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这样的乐团,里面的乐手世界各地的都有,我很喜欢不同国家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对于香港管弦乐团,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以香港和内地的乐手为主,但同时吸收欧美的演奏家,他们在乐团中大概占20%、22%或19%,都问题不大,这样的融合很有意思。

  新京报:有香港本地的评论家写过,香港管弦乐团的铜管组甚至比费城管弦乐团的还好;也有人评论,说香港管弦乐团有可能成为世界级水平的乐团,甚至成为全亚洲最好的乐团。你对这个乐团怎么评价?

  迪华特:我当然为自己的乐团———香港管弦乐团感到骄傲。有些夜晚他们状态好的话,我相信他们的演出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支乐团媲美。但保持长期的优秀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没有三十年连续保持一流水平的纪录,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香港管弦乐团只是偶尔流露出优秀的资质,而我们现在的大目标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从现在开始,我们在各方面都要以绝对高的水平去要求,并且每一年都希望达到一定的进步,这样十年以后,我们就有了连续十年的优秀历史。

  香港管弦乐团是一个很优秀的群体,我很喜欢跟乐手们合作,每个人都很投入,训练都很卖力,效率非常高,我在这里跟他们工作得很开心。

  关于运作

  香港文化少得可怜,需要吸引观众

  新京报:从乐团运作的角度,你如何定乐团音乐季的曲目?

  迪华特:一个音乐季曲目的确定,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事情,首要的是我觉得要看能不能吸引观众。曲目本身需要有足够的内容,同时需要足够数量的观众,能证明你一个乐团的存在价值。其次,曲目需要平衡,不能全演贝多芬,也不可以全是“乐不惊人死不休”那种作品,也不能只演你自己最心爱的曲目,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要考虑给下一年留点后路。所以音乐季的曲目选定,需要平衡各类、各时期、不同地区的作品,比如要有法国的音乐,也要加入贝多芬以前时代的作品,少不了莫扎特的,也要后期一点的,像马勒之后的现代作品,还要演本地的原创作品。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中间部分,就是从18世纪到1925年左右的交响乐保留曲目。总之,对于曲目之间的平衡,你得争取做得能多好就多好。

  新京报:在定曲目前,是不是要充分考虑到乐团能否胜任?

  迪华特:目前我想演的曲目,香港管弦乐团基本上都有能力演奏,所以在这方面我从来没有过阻碍。尤其演过《莎乐美》和《伊莱克特拉》以后,我觉得乐团没什么不敢演的了。不过,对于香港管弦乐团来说,接触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很重要,这样,以后我们从这种风格的曲目转到演奏那种风格的作品也会比较容易。比方说,莫扎特跟贝多芬不一样,布鲁克纳跟马勒甚至一点都挨不上边。除了交响乐作品的长度以外,其他方面他们也几乎没有共通之处,我们要做到这样:在各种风格之间游刃有余,只要在排练的时候下工夫就可以了。

  新京报:你现在觉得香港管弦乐团行政机构的职能行使得怎么样?跟你有接触的其他管弦乐团,像悉尼交响乐团或荷兰的乐团相比,有什么差别吗?

  迪华特:我想我们拥有优秀的员工,他们在乐团背后默默耕耘,在舞台上永远得到最多的灯光,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批幕后工作者对乐团的作用有多大,没有他们,整个乐团都要瘫痪了。目前我们行政管理机构的形势在不断变好,员工之间在加深对彼此的了解,这是个和谐的团体,我希望早日看到他们的业绩再创新高。

  至于对比其他乐团则很难,因为相对而言,我从来没有跟像香港管弦乐团这么年轻的乐团合作过,更何况,不讳言地说,这个乐团所在城市的文化少得可怜———香港至今没有健全、丰富、兴旺的文化生活,这也不是秘密了。

  以前我工作的地方,我很幸运,都有不同的管弦乐团、不同的组织机构,歌剧、室内乐等都有,也有交响乐团的,所以那些地方的人们对相关工作比较有经验。

  假如在香港我们也有三或四个那样的组织机构,那情况很有可能完全不同:为我们工作的行政人员,也许以前先在较小规模的乐团工作过,已经取得了充分的经验。

  而现在,很多想参与我们工作的人们,却没有足够多的专业经验,从这点上看,这就是香港管弦乐团跟其他乐团的不同之处,但并不是说这样就比不上悉尼交响乐团或者荷兰的乐团。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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