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明：女妆行为艺术早结束了

　　中国前卫艺术代表人物个展开幕，接受本报专访谈行为艺术家的单纯生活

　　昨晚，国内行为艺术的代表人物马六明的个人作品展在北京现在画廊开幕。在本次展览中展出了马六明的七幅油画，以及他在十年中国内外行为艺术的照片。尽管马六明现在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了油画创作上，但他说他一直对行为艺术都很关注。而他所曾经创作的《芬·马六明》也仍是国内行为艺术的一个标志，其照片和油画仍不停地被邀请到国外展览。

　　国内行为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六明（左图）已经转向油画创作，但他创作的“女妆”《芬·马六明》系列作品（右图）仍然是中国前卫艺术的标志之一。左图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

　　“身体发胖是停止行为艺术转向绘画的主因”

　　新京报：你的《芬·马六明》中关于两性主题的行为艺术很特别，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主题？

　　马六明：这完全很偶然。

　　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拍照玩，突发奇想和女孩子换衣服穿，结果发现自己特别像女孩。这个偶然的事情激发了我的想法，让我思考是不是可以用自身天生的条件，去做一些有特色的东西。

　　之后就特意地请化妆师给我化妆，特意借很女性的衣服穿，然后找人给我拍照。

　　新京报：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部分人对这样的艺术是无法接受的。

　　马六明：其实从1985年开始，国内就有一些艺术家在做行为艺术，也有很多年了。但大众很不了解前卫艺术，而前卫艺术中的行为艺术又是最不容易理解的，是不被很多人接受的。但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我不会去想别人理解不理解，我更多的是在释放自己的创作。

　　新京报：你家里人当时对你做行为艺术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有些家庭可能并不一定能认可这种艺术。

　　马六明：我家人一直很支持我，我在他们心目中是个特别优秀的艺术家，他们为我自豪。我二哥从初一开始教我画画，把我送到学校的美术小组，带我进入这个领域。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大学再到后来都特别支持我。我高一时，爸爸去世，当时兄弟多，家里条件不太好，我二哥只能放弃画画改行做生意。他把他的理想都寄托在了我身上，我做得好，就好像是实现了他的愿望和理想。

　　新京报：那为什么现在不做行为艺术转向油画创作呢？是因为身体条件的变化，还是对行为艺术失去信心？

　　马六明：有很多因素：一方面最近几年发胖了，这跟我最初定位的那种“芬·马六明”的感觉是有区别的。没有了那种“距离感”，再做就不会有很好的感觉了。另一方面是做了十年行为艺术之后，我想再思考一下，后面应该怎么做。我本身比较有兴趣做不同的东西，而且绘画我也没有停过，做行为艺术的同时也一直在画画。

　　“我十年的行为艺术探索被忽略了”

　　新京报：有人认为你的油画跟过去的行为艺术相比，退化了。

　　马六明：当然，我的行为艺术的确比绘画要强，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些人先入为主。绘画的形式本来就是一种很传统的形式，就讨论和传播来说也没有行为艺术更容易引起话题。

　　新京报：有很多理论家对《芬·马六明》做过评价和阐释，尤其对其中“性”的主题阐释最多。你觉得他们的阐释会不会对你存在误解？

　　马六明：有误解。我最开始的行为艺术是画女妆，然后用照片的直接形式把它们记录下来，这是和性别有直接关系的。但后来我开始用人物做一些行为的过程，人物就像是我这十年的行为的主角。我在这十年中一直在不断地探索行为艺术怎么做。我这个探索的过程被忽略了。很多人把我定格在了那个最初的状态，其实那种画女妆的行为艺术很早就结束了。当然这种误解跟我的作品在国内不是很容易被发表有关系。

　　“国内行为艺术与国外相比，做得不够深入”

　　新京报：对比当年的行为艺术和现在的行为艺术，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外部环境和行为艺术本身有什么样的变化？

　　马六明：现在的外部环境肯定是宽松了一些。比如现在开始做行为艺术节，这在以前肯定是不行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种艺术形式了，很多人会自觉去看了。1993年我们做行为艺术时都是“地下的”，来看的也都是艺术圈里的人。但现在商业冲击太大，而各种艺术也都在做，行为艺术已经不是一个中心的话题。

　　就行为艺术本身来说，现在的形式比以前多了。但国内的和国外的行为艺术还是有差距，做得不够深入。

　　我在国外参加过很多行为艺术节，他们五六十岁的人都还在做行为艺术，这些人有很丰富的经历，有很多厚实的东西在他们的创作里面。

　　新京报：你在国外表演《芬·马六明》的时候，国外的观众是怎样的反应？

　　马六明：反响还是比较好的。首先他们没见过中国艺术家做行为艺术，而且还没想到中国艺术家能那么强，那么直接的来表达。后来我开始尝试找一些观众来做互动，效果也是不错的。

　　“双年展是不懂艺术的人领导懂艺术的”

　　新京报：你对现在的双年展和外围展有什么评价？

　　马六明：北京的双年展是很差的，还不如上海的。

　　但上海的又像悬在空中的航空母舰，还没有着陆，太理想化了，做得太庞大了。北京的则是特别土。而外围展就相对要生动一些。双年展政府参与的多，是不懂艺术的人来领导懂艺术的人。他们没有真正地去研究，没有艺术的领悟力是不行的。

　　新京报：那艺术家可以集合起来，做一个真正属于艺术的东西。

　　马六明：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有可能，但这个年代已经不适合这样一个状态了。早期的艺术家是容易有集体意识的，有很多的团体。

　　现在却是越来越个体化了。

　　这种个体化是当代方式，西方就是这样，艺术家都在独立地各做各的事情，很难像你说的这样一起做一个事情。

　　但独立绝对是好的方式。艺术是什么？它就是提供一种独立的思想给观众，所以做艺术就要独立。别人形容艺术家就是与神经病一步之差，这其实包含了两个概念。神经病就是反常规，一步之差又说明是正常人，正常人思考的反常规问题就是艺术的魅力。

　　“其实我的生活一直是很单纯的”

　　新京报：你过去主要以什么为生，很多做行为艺术的人生活都比较窘迫。现在不做这方面的事情了，又是靠什么生活？

　　马六明：当时在国外演出的出场费很低的，很难维持生活。我最初的生活都是靠我二哥赞助，这样我从来没有为生活发过愁。我到北京之后他赞助了我三年，我就开始独立了。现在主要是靠卖画、以前做的行为艺术的照片、录像和雕塑来生活。

　　新京报：这样说来，你的生活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会为了生计而奔波？

　　马六明：是埃其实我的生活一直是很单纯的，除了以前在湖北一个电子公司上班三个月，我其实没有真正跟社会打过交道。我周围都是艺术圈子，我当初甚至不了解外面社会到底是怎样的。当时发现做行为艺术还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后来我就到国外去做，我在国际的平台检验自己，结果还是得到了认可。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