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国学与会通天下之学（学术随笔）

　　黄裕生

　　近年来，复兴国学成了一个热门话题。那么，怎样看待复兴国学，怎样复兴国学呢？

　　近代以前，在中国学术界大概只有经学、史学和小学之类的区分，而没有国学这样的称谓。经学乃是经天纬地、立心开命的天下之学，绝不限于只关涉一国一族之兴衰。换句话

　　然而，近代以来，经学这一名称淡出学界，转而以国学代指中国传统学问。显然，这种名称的变化与对西方世界的发现相关。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威逼下，中国学人不仅发现有一个比“中央国度”更强盛的西方世界，而且发现这个西方世界也有一套关于天下普遍之理的天下之学。从此，中国人不仅要面对一个强势世界，而且要面对一种不同于传统经学的天下之学———西学，相应地也就把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问称为国学。但是，国学与西学的这种对置并不像中国历史上佛学与儒学的对置那样只是精神层面上的相遇，而是一开始就伴随着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以致这种名称上的对置在不知不觉中把两种天下之学导向对立。也就是说，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陷于相互冲突的历史境遇下，不管是出于革故图新以富国强兵，还是出于坚守道统以维护国体尊严，中国学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将国学与西学对立起来。这种对立由最初停留在学人心中的观念形态转化为现实运动，而这类现实运动又强化了这种对立意识。

　　这种对立意识产生的历史境遇表明，它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不同的天下之学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中国人的天下之学，还是西方人的天下之学，都被视为只是一种利益的表达和申明，因而，不同的天下之学才陷于不可会通的冲突之中。问题是，既然中国人的天下之学探寻的是天下的普遍之理，因而才具有开辟和支撑千年历史的力量，而西方人的天下之学也是探寻天下的普遍之理，因而才能开辟出一个强势世界。那么，为什么这两种天下之学一定是对立的，而不可以相互会通、相互补充呢？实际上，任何天下之学，其力量并非来自它对民族或国家的利益的表达和反映，而是来自它对天下普遍之理的觉悟以及这种觉悟的深度。不管是西人的天下之学，还是吾人的天下之学，其动机、使命和目标都不局限于为一族一国谋利益，而是明天下普遍之理于普天之下。因而，从本质上讲，它们是超越于利益考量的普遍之学。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够经受各种时代艰难的重压而开辟历史，从而给确立并坚守它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长期的利益。

　　显然，天下之学的不同并不在于它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同，而在于切入普遍之理的维度和深度不同。这种不同能够通过也只能通过相互会通来消除，其结果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给出足以容纳二者的新的普遍之学。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任何天下之学，人们都应以普遍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和阐扬它，而不应以功利主义或特殊主义的立场去维护它。于是，所谓国学也就并非只是中国人之学，就如西学绝不只是西方人的学问，它们首先是普天之下的普遍之学。

　　因此，如果复兴国学是以排斥其他天下之学（比如西学）为前提，那么，它在本质上就不是在弘扬中国的天下之学，而恰恰是在把它引向蜕化。因为这种复兴运动复兴的将不是经学中那种追寻天下普遍之理的天下精神和普遍主义信念，而是狭隘的民族文化自大感和拒斥普遍正义的特殊主义信念。而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是危险的。就此而言，复兴国学的立足点应在于会通天下之学，包括西学，以建立今日之天下普遍之学。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不仅在于富国富民，而且在于明天下普遍之理于普天之下。实际上，也只有遵循和开显普遍之理的复兴事业才是可靠的和可持续的。

　　《人民日报》 (2005年10月07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