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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化解宗族“武斗” 翁源县调解能手“阿添古”三年来成功调解180多宗纠纷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07日10:14 南方都市报

  人物简介

  “阿添古”

  2002年,刘河添当上贵联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上任以来,他帮乡亲们调解了各类纠纷180多宗,涉及金额近50万元,成功率100%。村民都亲切地叫他“阿添古”。

  今年9月5日,张德江到韶关翁源县龙仙镇了解基层调解工作,握着刘河添的手说:“你的工作很有意义,乡里乡亲有什么事情,我们干部及时出来调解,基层矛盾少了,社会才能稳定”。

  9月14日,韶关市司法局授予刘河添“优秀人民调解员”的荣誉称号。

  “阿添古”是韶关市翁源县龙仙镇贵联村一个家喻户晓的“名人”。谁家丢钱失物、吵嘴打架,都喜欢找他“评理”。“阿添古”真名刘河添,是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他调解各类纠纷成功率达100%。他上任三年来,贵联村没有一名群众上访。

  9月5日,张德江到韶关了解基层调解工作时,握着刘河添的手说:“你的工作很有意义,乡里乡亲有什么事情,我们干部及时出来调解,基层矛盾少了,社会才能稳定。”

  9月14日,韶关市司法局授予刘河添“优秀人民调解员”的荣誉称号。

  “阿添古,永兴村的张观德那房人和吉星村张泽平那房人要打起来了,两边都出动了200多人,都操着刀、锄头。”2003年的一天,刘河添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放下手上的活,骑上摩托车赶了过去。

  现场的情况让刘河添头皮发麻:双方几百号人拿着锄头、刀、木棍等“家伙”虎视眈眈,一些人还在对骂,暴力冲突一触即发。刘河添从群众中了解到引发这次冲突的原因:张泽平未经张观德的同意便强行在阿德家坟地后面的3米之内建了一新坟,张观德的妻子一气之下将新坟挖了。等张泽平发现时,先人骨灰已不见,只剩下骨灰瓶碎片……由于他们双方都是村里的大族,他们之间的纠纷很快变成双方宗族争执,争执进而发展成一触即发的“武斗”。

  对于能否调解成功,刘河添心里也没有底,但他还是找到两边族里辈分比较高的老人说,“如果真的打起来,大家得到的是几个新坟,而且以后都没有安稳的日子”,他请双方都先回去,给他三天时间,他一定给双方一个答复。两边的老人答应了他的要求。

  调解中,张泽平提出要赔骨灰,赔不了就拿8000元,张观德则认为其祖先骨灰丢失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不愿补偿,双方根本谈不到一块。刘河添犯难了,骨灰没了,赔偿标准也找不到法律依据。他不断走访老乡亲,了解到村里一个古老风俗:在银子刻上名字可以代替骨灰,也表示对先人的尊重。

  刘河添多次奔波劝解后,终于说服双方各让一步:张观德一次赔1200元给张泽平家用于打银牌以及其他费用,阿平不再在阿德家建新坟。

  2005年9月末,刘河添在他的调解工作心得上这样写着“调解也要结合实际,尊重民风民俗”。

  上任不久即拿侄子“开刀”

  “调解主任刘河添,办事公正从不贪,廉洁自律做得好,群众冷暖记心坎。”这是一段在韶关翁源县龙仙镇贵联村村民间传诵的顺口溜。

  贵联村是一个特殊的村,于2002年1月1日命名成立。它的前身是贵联镇,全村共有3150人,下辖有22个自然村组。刘河添是2002年贵联村成立后不久当上调解委员会副主任的。上任以来,他帮乡亲们调解了各类纠纷180多宗,成功率100%,没有一宗移交上送的,也没有村民到县镇上访,更没有人闹上法院。由于他善于和村民打成一片,村民都叫他“阿添古”而不直呼其名。

  刘河添之所以会被村民传诵,源于他的“三公”原则:办事公道,为人公正,调解公平。最让村民们津津乐道的是他才做主任不久就拿自己的侄子“开刀”。

  2003年一天,刘河添的侄子打伤了村护林员,还把对方手机损坏了。刘河添的哥哥跑来求情,想让他从轻处理,刘河添心里很矛盾,以前哥哥对自己帮助不少,如果不答应,情理上很难过去。但最后他还是做出了“侄子负全责”的调解,根据调解,他的侄子要向护林员赔礼道歉,三天内付医疗费、手机维修费和营养费共900元。哥哥当场就摔碎杯子,指骂刘河添:“我们兄弟一场,你竟然这样不讲亲情,吃里扒外!”足足过了三个月,哥哥才“谅解”他。

  学历不高调解却100%成功

  阿添古读到高二就辍学了,学历不高,但他调解的180多宗案子件件成功,引来韶关司法局和翁源司法局许多人的钦佩。

  阿添古用了“勤学习、勤记录、勤思考、勤下村、勤讲解、勤回访”总结他的“基本功”和“独门绝技”。

  他说调解光凭热心肠不行,还要懂法律。你得说出个道道,他们才服你。阿添古这个“觉悟”是从挫折中体会到的。他告诉记者,他在从事调解工作之初,被一位爱钻研法律知识的调解对象问得哑口无言,这使得他大受触动,“作为一个人民调解员,法律知识如此薄弱,甚至不如调解对象,哪能叫人信服?”

  阿添古说,那次之后,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学习法律知识,这三年时间里,他读了20多本法律书籍和200多本的《广东政报》,做了几本厚厚的读书笔记,一些法律法规他甚至是全文照抄下来。这些工夫是有回报的,如今阿添古能够灵活利用这些知识,有理有据地解决各种纠纷。

  刘河添告诉记者,他从事调解工作三年来,平均每5天就要处理一单纠纷。每次外出调解,他都随身带着笔记本,将每次调解纠纷的情况记下来,回到办公室便制作调解案卷,调查记录、调解意见、协议书、双方权利义务以及当事人的签名,一个不落地收集在案,并及时装订归档。

  见证了他和村民打成一片的是他自己制作、放在办公室的100多本500多页的档案卷宗,以及他密密麻麻写有3万多字调解心得的三本“民调日记”。

  建全村调解网闻风而动

  调和感情、解决问题,这是刘河添对“调解”的理解。

  他说,村民往往会因为一些小事闹纠纷,如果不及时解决,就很有可能会酿成流血的惨剧。而且如果纠纷要闹到镇上上访或者打官司,对于本来就收入不高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来回一趟的车钱饭钱至少花几十元,而且一次还不一定能完,这样矛盾也越来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调解员的存在对于农村的稳定有积极的意义。他觉得自己适合干这个,干这个能够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靠着实实在在的付出,刘河添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村民有了难题都主动找他。刘河添还在村里建起了“调解网络”。除了调解委员会,再下设9个调解小组,30个信息员,都是由党员、干部以及有威望的老人担任的。一旦发生纠纷,信息员会马上通知他,“所以我的消息很灵很快,能闻风而动”。刘河添说,每次看到群众气冲冲地来,笑眯眯地走,“心里觉得很欣慰,有种自豪感”。

  在刘河添的引导下,信息员和村民还学会了以书面形式反映问题,改变了以口头反映事实不清、影响调解效率的弊端。“信息员全是义务的,没有任何报酬”。翁源信访局李天生局长对此如是评价,“它开了翁源县村民以书面形式反映问题的先河”。

  同学当老板 自己获尊重

  尽管阿添古在贵联村村民心目中已经成了一个不穿法袍的法官,但他在家庭里却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儿子、丈夫和父亲。

  阿添古有个年迈的母亲,贤惠的妻子和两个正在读小学的、可爱的女孩。阿添古提起自己的家人就觉得十分的愧疚。

  调解员的收入少、开销大,阿添古的经济能力和当老板的同学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据阿添古的妻子介绍,他在做村官的时候曾经在广州、连州帮人开车,每个月有2500多元的收入,但现在他每月的工资是550元。而这笔钱到家里每月就没有超过150元。阿添古这样算了一笔账,他现在每月花的摩托车油费就要60元、手机费每个月至少要120元,加上吃饭的费用,他根本没有多少钱给家里。

  不仅如此,阿添古的调解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得罪人的工作,有时也因此危及到家人的人身安全。有次,村民张某误认为村委会“独吞”了他家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与村委主要领导发生争执,阿添古介入调解,却被张某误认为偏袒村委主要领导,扬言要教训他,并两次拿着菜刀到他家门口喊打喊杀,“孩子吓得胆战心惊,我真是担心那人激动起来会随时把我的孩子杀了……”阿添古的妻子想起当时的情况不由得抹着眼泪。

  那件事后,家里人都劝他不要干了,还是去开车。

  阿添古很坦率地告诉记者,他也想过要退缩,“我现在要供两个女儿读书,每学期就要上千元。说真的,看到别人盖新楼什么的,有时候心里真有点不平衡”。但最后,他还是坚持下来。

  让他坚持下来的是父老乡亲投给他的“感情”和尊重。去年5月,他因胃病住进村里卫生所,来看他的乡亲络绎不绝,有的走了10公里专程赶来,当时整个房间都挤不下,许多人只能站在门口。他们还凑了5000多元钱给他看病用,阿添古的家人看到乡亲们关切的脸,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那件事之后,我老婆对我说,她终于理解我为什么喜欢做这事了。因为我收获的是人家的尊重。”阿添古说。

  采写:本报记者谭林 通讯员 刘洪群 实习生 罗文婧

  图:

  刘河添和村民们亲密无间。 本报记者 谭林 通讯员 刘洪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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