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在建院之初的10年中,一直坚持公益性的理念。初创者们开放的思想和宽广的视野,则是这种理念得以实施的原动力。不知是历史的因缘际会,还是不期而遇,这些人不约而同地来自于同一个地方——“五四”运动发祥地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其时校址坐落在紫禁城以北马神庙和嘉公主府旧邸,亦即后来的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也称二院。1917年,著名学者、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蔡先生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开启了北大灿烂的时代。
为公众服务的博物院,本身就是新文化的重要内容,也自然为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所重视。经蔡元培等学者的倡议,1913年冬,北京政府决定接收清廷在热河、辽宁两地行宫的文物20余万件,在故宫南部武英殿、文华殿陈列展出,是为古物陈列所。它的开设,为故宫博物院的建立,既创造了舆论,又积累了经验。
10年之后,在故宫博物院建立过程中,李煜瀛,这位国务总理钦点的善后委员会委员长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他当时正是北大生物系负责人。不仅如此,建院之初的中坚力量,也多来自北大的教职员如代替蔡元培担任善后委员会委员的蒋梦麟,是代理北大校长,还有法文系的李宗侗,国学门研究所的沈兼士、马衡,化学系袁同礼、徐鸿宝、俞星枢,以及延请的顾问如朱希祖、陈垣、胡适、鲁迅等亦为北大资深教授。
史学大师陈垣教授曾主持以保管整理明清档案为主要工作的文献馆,他要求在收集档案和整理过程中,连档案包皮亦不许丢失;马衡从北大借调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传拓,其中包括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传拓金石甲骨的高手薛锡钧;沈兼士则极力强调将新发现的史料文献迅速及时出版印行以飨大众;庄尚严参加了故宫第一次的对外展出,通过交流看到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弱点,并发出恳切的呼吁;傅振伦利用出国展览的机会,吸取当地的先进经验带回国内……正是因为这些以北大教职员为代表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断探索与尝试,才为这样一座举世无双的博物院奠定了一以贯之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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