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空间与名誉侵权

　　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打官司，来强迫一个人把他眼中的垃圾说成是金子。学术是非和趣味优劣自有其内在的化解途径，司法对此应当尊重，而尊重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去干预。

　　近两三个月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判决的一个名誉侵权官司引起舆论大哗。案情本身十分简单：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师沈履伟以他出版的论文集《求是集》申报职称，被发现其中近半论文是剽窃，天津市语言学会遂在学术批评网上发表公开信予以揭露。沈履伟把

　　无独有偶，我本人最近也遭遇了一个类似的官司。案情同样十分简单：在今年的图书市场上出现两种冒我之名的伪书，其一书名为《纯粹的智慧》，内容恶俗，但许多读者看了封面就以为是我的新作，上当购买。我不得不通过媒体揭露其伪，并批评其内容，指出它“即使不是伪货，至少也是劣货”，“完全是一本垃圾书”。不料该书的实际作者李保华出来告我侵犯其名誉权，已被海淀法院受理。

　　此案尚在审理之中，我无意去猜测审理的结果。这两个案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批评当今学术界和出版界典型不正之风的人反而成了被告。我把这两个案子联系起来，是为了讨论一个严肃的问题：学术批评与名誉侵权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是法律应予尊重和保护的批评空间？

　　天津市语言学会批评的是学术剽窃行为。众所周知，在以发表数量为评定职称主要依据的制度下，用剽窃手段凑够发表数量的事件屡有发生，其中一些在媒体上遭到了公开揭露和批评。在我的印象里，剽窃者把揭露和批评者告上法庭，沈履伟好像是第一例。在这个案子中，剽窃的事实十分清楚，本来不该有什么异议。沈履伟把被他剽窃的作者董志广等拉来作证，所述理由更是荒唐。董志广在十年前已经用这些自己署名发表、在申请书上明确填写系“独立完成”的文章评定了职称，现在又声称同意出让给沈履伟收在书里并用来评定职称，这种做法倘被判为合法，学界真不知会混乱到何种地步。

　　我的批评指向也十分明确，第一是一本冒我的名字出版的伪书，第二是这本书的恶俗内容。且不说我在批评时根本不知道李保华其人以及他的任何著作的存在，即使知道，我也仍然有权对任何一本公开出版的书表达自己的评价。相当长时期以来，一些不法书商与一些不负责任的出版社互相勾结，导致图书市场上伪书猖獗，垃圾书泛滥，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业已揭露的大量所谓励志类和经管类的伪书，多是书商找写手胡乱炮制，其内容庸俗低劣，证明了伪书和垃圾书乃是共生现象。

　　为了净化我们的图书市场，最起码的条件是允许任何一个读者，对他所认为的垃圾书公开进行批评。一个作者不同意读者对其作品的评价，可以反驳和争论，怎么能诉诸法庭来禁止他所不喜欢的评价。正是在允许批评和反批评的健康环境中，才可能对书籍的品质做出鉴别，遏制垃圾书泛滥的趋势。

　　按照常理推想，法院似乎没有必要受理这样的案子的。一本书有没有价值，是好书、不好不坏的书还是毫无价值的垃圾书，法院如何来对此下判决呢？很显然，凡是涉及学术标准和审美趣味的问题，法院无法做出判决，即使做出了判决也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效力，因而只应排除在受理范围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打官司，来强迫一个人把他眼中的垃圾说成是金子。学术是非和趣味优劣自有其内在的化解途径，司法对此应当尊重，而尊重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去干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最近提议：“提高诉讼门槛，或对律师的自我宣传和报酬进行限制，防止滥诉导致司法制度效率低下。”（9月6日《新京报》）我认为这一提议切中时弊。滥诉最易发生在名誉权纠纷的领域，因为这类纠纷皆由言论引起，对于言论的承受力因人而异，承受力差而又不懂法律的人，很可能把自己的不快心情夸大为被侵权。因此，这个领域应是提高诉讼门槛的重点。

　　为了保护学术批评的自由，对于由批评公开出版物引起的名誉权官司尤应严格审查，慎重立案。任何人公开出版一个作品，就意味着他决定承受读者对这个作品的一切评论，包括负面的评论。构成名誉权侵权的基本要素，是捏造事实进行诽谤、侮辱人格、披露隐私，针对一个公开出版物的批评无论言辞多么尖锐，只要不包含这些要素，都应视为正当的学术批评，坚决把告状的被批评者挡在诉讼门槛之外。

　　混淆正当批评与名誉侵权之间的界限的后果之一是，那些敢于坚持正义和良知的学者往往备受滥诉的困扰。法学家萧瀚指出：“从侵权的基本理论看，滥诉就是以缠讼的方式对他人行使正当自由进行骚扰，是对他人正当行使权利的恐吓和损害。”（9月15日《新京报》）确定滥用诉权的侵权性质，保护每一个公民尽量不受滥诉这种侵权行为的损害，也应是法律的题中应有之义，我期待法律专家们对这一有意义的课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作者：周国平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