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金慈恩一起才住了三天，我发现我说话的声音已经有所改变了，变轻了变柔了，而且仄声都有往平声上靠的趋势，真有些像韩国电视剧里的那调调了。在这个调调的伴奏之下，我走路的姿势好像也变了，不再那么铿锵，而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似乎怕走路踩死蚂蚁。
慈恩好像永远在打扫卫生，她有许多个各种型号的精致的瓶瓶罐罐，放芝麻的、放
茶叶的、放盐的、放咖啡的，放果酱的，放油的，放这个的放那个的，形状大都是胖胖的圆圆的，盖子五颜六色，都按个头儿高矮排着整齐的队伍，全都擦得锃亮，像电镀了的一样，她的锅碗瓢盆也是型号齐全，从大海碗到小小碟，全都洗了擦干了，倒扣在架子上，闪闪发亮，像瓷器展览或者化学试验室，倒不像是居家做饭用的，少了人间烟火气。因为太干净了，她要我随便用时，我自卑得有些不敢用了。她家具比较齐全，但是没有烧水的壶，也没有暖水瓶，她一向是喝凉水的，这正好与我不谋而和，我是因为懒惰，已经好几年春夏秋冬都买纯净水来喝。我们住的房子里有很多蟑螂出没，慈恩一空闲下来就往墙角抹药或贴药，最后干脆买来了一种叫“灭绝亡”的药贴来用，她指着那三个恶狠狠的字说“好吓人氨。每次一进家门，她都小声惊叫着在地上找那些正在挣扎的蟑螂，小心地用餐巾纸按下去，等那家伙死定了，再捏起来，放到垃圾袋里去，慈恩真的是一个劳动模范和卫生标兵，我只好也尽力地把自己打点得好一些，我怕我的脏乱差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使她误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像我一样糟糕。
金慈恩的研究方向是中国五十年代诗歌，我简直不认为中国五十年代还有诗，但我承认那是一个真诚的时代。也许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如今的现代和后现代并不新鲜，不过是从西方搬来的，而从中国五十年代的作品里也许更能找到他们认为的中国特色，找到解读中国的密码，对于来自韩国釜山的慈恩来说，理解了五十年代的中国也就理解了北朝鲜吧。慈恩指着楼下盛开着的向日葵说，你们叫它什么花？我说叫向日葵，或向阳花，社员都是向阳花，然后我又告诉她社员是怎么回事，我说你研究中国五十年代诗歌，就得知道社员都是向阳花。
在超市里，慈恩站在离我十米远的地方看浴液，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买洗面奶，我身边的服务员指着慈恩问我，那个跟你一起来的女的是韩国人吧？我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的，她又没吭声？服务员说，看着就像。我回头认真地看了看慈恩，慈眉善目的，浑身散发着谦和温良的气息，好像随时准备把双手放在胸口鞠躬的样子，但又绝没有日本人身上的那种城府。我也越看越觉得她就是从韩剧中走出来的人了。那么我呢，我的脸上是不是带着齐鲁之邦的气息，写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或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跟慈恩在一起，什么都是慢慢的，轻轻的，细细的，她这个人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她比我更东方化更亚洲化，而我总是心跳过速，身体里老像是有个风火轮在转呀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