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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的缺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08日05:05 人民网-人民日报

  杨匡满

  一个人走了十年,文学界还在常常怀念他,似乎还像十年前那样谈论他,谈论他的重要性,谈论他的不可或缺,谈论他走以后留下的空白和遗憾。

  他就是冯牧。

  十年前王蒙写了一篇《难忘冯牧》,对冯牧在中国文学界的作用有精到的评价:“长时期以来,他是中国作协的一个虽然从行政职务上并非最高,却是读作品最多,联系作家最广,关心文学事业的发展最热烈专注,陷入各种矛盾最多,被致敬与被骂差不多也是最多,对于文学事业的责任心最强,发表意见最多,或者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最专职、最恪守岗位、最受罪也最风光、最尽作家的朋友与领导责任、最容易兴奋也容易紧张的评论家———组织家———领导人。”王蒙一连用了十四个“最”来谈一个人,恐怕在他文章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冯牧走后才更显出他的重要性。就拿文学评奖来说,冯牧生前是作协各项文学大奖评委会当然的领导人。既然是评委,就要读作品。了解冯牧生活规律的人都知道,不论是先前住在黄图岗胡同的大杂院小平房,还是搬到1980年后盖的、于今看来已有些寒酸的“部长楼”里,他那里总是高朋满座。这拨走了那拨又来,其中有他的战友、战友的晚辈,有作协的同事、下属,有影艺圈的朋友,有带了大部头初稿慕名而来的求教者,还有不止一个两个异性追求者。每晚他接待完一屋子客人就过了十点,家里才清静下来。从这时候起才是冯牧阅读作品的黄金时间,直至后半夜。冯牧的“本事”或许就在这里:他听得多,文坛事天下事了然于心;他读得多,而且过目不忘。作为文学界的领导者,他不可能亲自去做每一件事情,但他总是亲自去读需要他谈论需要他评判的每一部作品。仅仅这一点,今天怕是没有人能做到了。

  冯牧读的作品甚至比一个普通评委都要多都要全,他从来不会对一部作品没有看就发言。这一点,冯牧以后的文学界的领导无人能出其右。坐而论道,忙于各种关系、各种应酬,没有读作品或者草草翻上几页就可以洋洋洒洒说上一通,甚至投票评奖,这已经不是秘密。作协评奖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也由此而来。

  冯牧对人的宽容是显而易见的。私下里,我就曾经多次听他说过对某某人某某人的看法,可一到实际使用或者处理,他总是多着眼于人家的优点,能宽就宽,甚至宽到有人说他有“东郭先生”之嫌。而冯牧对作品的严格也是尽人皆知的。你资格老也罢年轻漂亮也罢,你要想走他的后门是永远没有门儿的。也因此,有时候他会挨少数人的骂,他得硬着头皮,窝着火,忍着气,低着头,依然故我地耕耘他心中神圣的文学园地。也因此,他获得了更多人的尊重和友谊。

  冯牧主持工作时间最长的两个刊物,一是《文艺报》,二是《中国作家》。如今一个单位班子里的矛盾总是热门话题。恰恰相反的是,冯牧工作过的地方几乎从未听说过班子的团结出什么问题。我是1964年分配到《文艺报》的,那时张光年是主编,侯金镜和冯牧是副主编。“三驾马车”,张光年是老大哥,掌握大局;侯金镜是关心下属的大管家、组织家;冯牧是无事不通的大杂家和潇洒的笔杆子。三人配合默契,我从未听说他们之中谁说谁的坏话,哪怕是开玩笑的坏话。三个人都特别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和大胆使用,鼓励他们写文章而且是大块文章。这三个人即使在“文革”那种年代里,也没有互相揭发之类的事情发生。这是由他们的品格、人格所决定的。待到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文艺报》在冯牧主持下更是发挥了冲锋陷阵、摇旗呐喊的作用。而从《文艺报》出来的年轻批评家以及文艺界的骨干,人数又是最多的。后来冯牧年事高了,《中国作家》又刚刚创办,他就出任第一任主编。那时文学期刊的地盘已经所剩无几,凭着冯牧的威望和眼光,《中国作家》的第一个十年是文学品位最高的十年,王安忆、陈建功、莫言、卢跃刚等一批作家的代表作在刊物上推出,奠定了《中国作家》发展的根本。当然,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制约,这是冯牧生前所无法预料也无力应付的。

  转眼之间,冯牧离去已经十年了。像冯牧这一辈那样既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工作者,又是文学艺术的行家,几乎很难找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缺憾甚至是悲哀。张光年、冯牧他们走后出现的落差是令人扼腕的,是一时难以弥补的,这也不能不令人深思。

  或许冯牧他们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但那毕竟是一个辉煌的时代。我想,至少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我们的批评家、文学史家们还会常常提起他们的功劳和心血,他们有过的艰难与痛苦。没有这些就不会有那个时代的辉煌,这是不言而喻的。

  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拿什么纪念冯牧?我想,冯牧身上有许多我们难以企及的,也有一些我们可以超越并且已经超越了的,比如在某些文学的市场运作方面。但有一点,在对待革命文学事业的呕心沥血的无私和一往情深的奉献上,冯牧是够我们学习终生的。冯牧的“资本”是够雄厚的了吧?无论是革命资历还是文学资历,但他从未以此来争名争利争位。记得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我给一家杂志一篇文章写他在干校的一段经历,杂志编辑为了吸引读者,自作主张把标题改成了“大作家看守草料场”,而且赫然出现在封面上。冯牧拿到刊物一看,当场就生气了:“把我称为大作家,那么对冰心他们怎么称?”此事让我都很尴尬。看看当今的文坛,想方设法,拼命把自己运作为“大作家”的又有几多人?我想,他们在冯牧面前该有一丝汗颜吧。尤其是对于承继冯牧事业的人来说,一个“无私”,一个“奉献”,这才是最最要紧的啊!

  《人民日报》 (2005年10月08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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