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祥
同一个名称或头衔，有的人很在乎，也有的人毫不在乎——这就好像做官，“有人漏夜赶考场”，而有人弃官不愿做。比如“教授”一名，有人就非常在乎，也有人非常不在乎。我们不妨来看些例子。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当时日本飞机经常光顾昆明上空投弹。据说有一次敌机来袭时，陈寅恪正在思接千载，没来得及跑。这时，联大另一个教授刘文典带着几个学生，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原来，刘文典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往外跑，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想起他身体羸弱，且目力在慢慢衰竭，行动不便，于是，便带了几个学生折回来，一看陈寅恪还真在发呆，马上叫那几个学生搀扶着陈寅恪往城外跑。刘文典自己却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还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他的意思当然是陈寅恪乃不折不扣的国粹，自己死活不要紧，国粹要出点什么问题，那可就国将不国啦。正当刘文典用尽吃奶的劲跟在后面跑空袭时，碰到也在急匆匆跑空袭的作家、也在联大做教授的沈从文从他身边一跑而过——沈从文比他年轻，手脚也自然麻利许多。这下，刘文典不干了，他不顾自己气喘如牛，一把抓住对方就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跑什么啊！你凭什么跑啊！”原来沈从文被联大提为教授时，刘文典曾勃然大怒，放出狠话：“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可见，“教授”这头衔，在刘文典心目中，分量还是挺重的——重到连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大家在他心目中都不配这两字儿。
学者李零在介绍自己履历时，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新书《花间一壶酒》前面有个简历，基本上也就是那些了。但我得声明，我不喜欢出版社加在它前面的三句话。第一，我没有多大名气，有也不够大，绝不属于‘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这么讲，人家真正有名的人不答应（这让人想起刘文典所谓‘他要是教授，那我算什么’的明言）。第二，‘北大教授’是我谋生混饭的职业，在这里出现是蛇足。第三，我印名片，从来不印‘博导’，我在集中已说，这是国际丑闻，讨厌之极。我说过，我喜欢的头衔是‘读书人’，更准确地说，是喜欢读野书的人。很多学者都认为，读野书不属于学术。既然如此，我也不想戴‘学者’的帽子。”看，在李先生眼中，教授不过“谋生混饭”不值一提的“蛇足”！
其实，这种在乎与不在乎，关键在于这种名称或头衔“值不值钱”：刘文典时代，教授地位甚高，区区刘文典，也敢跟蒋总司令叫板，甚至当面骂他军阀。如此，教授能不是个让人肃然起敬十分在乎的名称头衔？而在今天，阿猫阿狗都可以做教授—有的高校连后勤科长都是教授，而在高校中，一个门卫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训斥“教授”，票子多了不值钱，教授多了也一样，这样，又有什么人在乎这个称号头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