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收费的背后

　　陈聆希

　　近日看到一则消息，国家发改委在第六次全国范围内组织的涉农收费专项调查中，共查处乱收费案件1.3万件，由此实行经济制裁1.28亿元。其中，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金额已占到了涉农乱收费总额的一半，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动向。

　　说实话，获悉这样的消息，心中很不是滋味。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已成为农民“减负”难见成效的主要因素，而且乱收费者的心机委实太厉害了点：既拿无辜的孩子做文章，又扣住了农民兄弟的命门，使他们明知钱交得冤，可偏生还作声不得。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教育是获取知识最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如果不能接受好一点的教育则任何人社会地位的迁升和生活境况的改善，都无从谈起。因此，千千万万力图改变自己尤其是后代命运的农民兄弟，便对教育寄托了极大的希望，为此甚至不惜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按说，对农民兄弟的这种心愿，为官者本当多有体恤，极力促成，但他们中有那么一部分人不仅对此视而不见，相反却打起了歪主意，即借办教育之名行聚敛之实。目睹他们这种不仅剥夺农民的资财而且还要拿捏农民的心理和行状，不由人不生感慨。

　　确实应该改变这种情状。怎样改变呢？有的认为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因为这能帮助农民卸却一点重负；有的则认为应尽快废除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因为做不到这一点，则政府在教育上投入再多，亦会被不公平地用于城市的学校，而无助于农民兄弟负担的减轻；还有的则认为应加快税费改革的步伐，即依照合理、合法的原则，改费为税，使各种不合理的摊派师出无名，即便他们打的是诸如“促进农村教育”之类的旗号，等等。这些意见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细细想来，仍觉得它们不过是扬汤止沸。为什么？因为农民在教育方面的沉重负担，不过是乱收费的一个表现；只要这种收费的动力源存在一天，这种负担就始终会存在，并不会因为上述举措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么，这种动力源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为数庞大的乡村干部及其他管理人员的供养需求“这种压力又转化为农村地方政府向农民收取费用的有力动力”。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则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是难以收到真正减轻农民负担的效果的。

　　应当承认，对这一实际情况，一般人都是看到了的。而且近年来，随着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进程的推进，农村亦逐渐建立起了新的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原因迄至今日，许多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仍然延续旧的供给方式，即由乡政府和村集体负责人直接决定，由农民分摊成本，以致最终还是表现为年年喊“减负”，但教育费用却涨上来这样一种滑稽的情状。

　　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无疑是个老话题了，欲改变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便一定要认识到“权力”方式的非正当使用是对农村社会利益的侵害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在这方面下工夫，农民在负担上的困窘局面就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