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剑合璧两军魂——记军旅作家、诗人金敬迈和张永枚

　　文/高凯明

　　金敬迈、张永枚，这两个人大起大落的坎坷人生，竟都与江青有联系。难怪有人说是江青成就了他俩的大名(这说法不对，其实他俩成名在先)，也成就了他俩的苦难。

　　有人说，老迈的悲剧是他的文人性格所致。张永枚又何尝不是呢——竟然老实地对江

　　我一直认为，广州军区名气最大的时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60年代初，有闻名全国的“四个一”:一部电影——梁信的《红色娘子军》，一台戏——赵寰的《南海长城》，一部小说——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张永枚的一支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60年代末，广州军区名气大则是因为有了两个人，一个是被毛主席亲口称为“大作家”的那个作家金敬迈，一个是号称“八亿人一个诗人”的那个诗人张永枚。

　　本文要说的正是这两个人。由于多年来与金敬迈、张永枚二老同在广州军区文化部任职，又同住一个大院的缘故，我一直想为两位老作家写点什么，然而每每提笔，又屡屡放下，原因很简单，无从写起。那天，我从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节目中又看到了年过古稀的金敬迈。金敬迈苦难的经历让陈鲁豫多次流泪，而侃侃而谈的金敬迈则始终面带微笑。就在那一瞬间，也是已年过古稀、整天乐呵呵的张永枚也出现在我的眼前，感觉一下子找到了: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金敬迈和张永枚都是一个微笑的人。

　　老迈长叹了一口气说，社会要前进，前进的路上总要有一些人去牺牲。再说，那人也刚从秦城监狱出来，能活到今天不容易。老迈边说边笑了。我深知老迈的笑是用泪铸就的。

　　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礼拜天。这天我值班，中午交接班时，一位身材高大、满头银发的老人来到值班室，向我打听金敬迈的住处。他那一口山东口音拉近了我同他的距离，我告诉他说，我正好找老迈有事，我领你去吧。“老迈”是金敬迈的乳名，圈里的人都这样称呼他。

　　在老迈的家里，当两位均为满头银发的老人相见时，双方都愣住了，然后是长久地定格在那里。那一刻，真像是周围的一切都凝固了，时间、微风、还有飞着的鸟儿。记得我当时想到的是苏轼的“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这句词。

　　两位是否泪千行了，还是相抱大哭了，在这里我都不便进行描述。因为老迈当时就有交代，这事就此打住。

　　已记不清他们什么时候聊上的，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老迈对我说，小高，你知道他是谁吗？我笑着摇了摇头，说，听口音是个老乡。老迈说，我告诉你，他就是当年与梁效齐名、被称为“中央文革喉舌”的×××呀。

　　×××，这是一个曾经多么熟悉的名字呀，大凡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知道经常在两报一刊上发表文章的×××呢？

　　后来我问老迈，他是来叙旧的？老迈用四川话说，叙啥子旧哟，他是来道歉的。老迈是南京人，却能说好几种方言，这是他当演员时留下的基本功。之后，老迈又用山东话自言自语地说，蹲了7年零4个月的秦城监狱，加上劳改、批斗11年，是一句对不起的话就能了结的吗？我问老迈，你是怎么对他说的，老迈说，说什么，什么也不用说，什么也没法说。谁都知道老迈同×××都曾在江青身边工作过，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产生一些恩怨或误会在所难免，这个中细节，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

　　老迈长叹了一口气说，社会要前进，前进的路上总要有一些人去牺牲，再说，他也刚从秦城监狱出来，能活到今天不容易。老迈边说边笑了。我深知老迈的笑是用泪铸就的。

　　老迈对我所讲的“都是《欧阳海之歌》惹的祸”这句话并不点头。他说，秦城不可能老空着，我出来504天之后，江青也乖乖地进去了。

　　老迈在他的近作长篇纪实文学《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中描述了他长达2684天的秦城单独囚禁生活。他说，他的囚室里只有一扇悬在墙壁与天花板之间的小铁窗，三条铁板横着，七根铁柱竖着，把一片长方形的天间隔成32块更小的天。这32块小天，是贯穿全书的天空。这32块小天，是老迈漫长的秦城监狱生活的总体感受。破碎了的年代，天自然也是破碎的。

　　坐在老迈的书房里，老迈静静地对我说，天空什么时候都在，没人在乎它，但那时候我的眼睛并没有权力拥有，阳光已离我远去。

　　望着银发银须却声如洪钟的老迈，我心头一热，脱口说道，都是《欧阳海之歌》给你惹的祸。

　　1963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话剧演员在部队体验生活时，听到了欧阳海的事迹后，便认真地采访了五六天。之后，他利用自己28天的休假时间，偷偷摸摸地尝试着赶写了一部长达30多万字的长篇纪事小说《欧阳海之歌》，这就是老迈写书的全过程。小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下子印了15万册。国家主席刘少奇知道后说，这样的好书印1500万册也不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则要求凡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要读这本书。为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金敬迈的手说:“金敬迈，大作家。”

　　《欧阳海之歌》在不能超过《毛选》印数的内控中，一下子印了二三千万册，创造了中外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

　　《欧阳海之歌》使老迈一下子红了起来。随后由江青亲自打报告，周恩来、林彪和毛主席亲自画圈把老迈调到了中央，老迈一下子成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名负责人。接下来，老迈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工作了123天，之后便因“反对江青”进了秦城监狱。11年后，由邓小平亲自批示为老迈平了反。老迈全部的荣辱史其实并不复杂。

　　老迈对我所讲的“都是《欧阳海之歌》惹的祸”这句话并不点头。他说，秦城不可能老空着，我出来504天之后，江青也乖乖地进去了。

　　老迈是一个性格完美的老人，是一个好人。好人蹲监狱，那是世道的问题，不是老迈的问题。

　　在我的印象里，老迈总是这么幽默，我在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的《我们叫他老迈》一文中看到这么一段描述，在上世纪60年代老迈第一次见到贺捷生时，问的第一句话便是:“贺老总的那两把菜刀还在吗……”老迈的老伴曾凡三则对我说，老迈是很幽默，可现实有时候不允许他幽默。老迈从秦城监狱出来后，首先去看望他多年不见的老母亲，本想见到老人后说几句俏皮话让老人忘记痛哭，可还未等老迈开口，老人便叫他快到别处去乞讨——老人把久别的儿子，面前站着的这个胡子拉茬、破衣烂衫的汉子当成“叫化子”了。老迈在1967年4月11日下午4时第一次见到江青时，开始也想说几句幽默的话缓和一下气氛。因为他发现在座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都望着他，谁知也是未等老迈开口，江青便冲着他大叫:金敬迈，你真是一个大作家呀，连我对《欧阳海之歌》提的意见你都不改，架子不小嘛！

　　有人说，老迈的悲剧是他的文人性格所致。老迈的性格究竟怎样呢？我也常常在想，但每当考虑到这个问题，我脑子里出现的便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形象。

　　我们《党风》杂志每年都要请一些新老作家聚会一次，开始，我们总是把老迈、张永枚、梁信、肖玉、赵寰等老作家安排坐上席，可每每开饭后，都会发现老迈和一些年轻人坐在一起，老迈谦和。一次，我请老迈为我们的通讯员上写作课，课后，有位年轻人拿出一本1963年出版的《欧阳海之歌》让老迈签名。而我知道老迈正在想方设法地寻找这个版本，结果，他还是为年轻人的这本书签上了名。我说您可以用手中的新版跟他换嘛。老迈笑了笑说，那不一样。老迈总为他人着想……

　　老迈是一个性格完美的老人，是一个好人。好人蹲监狱，那是世道的问题，不是老迈的问题。

　　前不久，我去看望老迈，发现老迈正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风铃想问题，见我进来，他便说，小高，你帮我想想，这风铃声到底是风发出的还是阳光发出的呢？

　　张永枚老实地对江青说，听到有人议论她有野心。江青便说张永枚整她的黑材料，并扬言绝对不会放过他，张老一下子就“疯了”。

　　如果说老迈的世界像是坐在都市里聊天的话，那么，张永枚的世界就是在森林里散步。

　　同张永枚的交往，应始于他现居英国的千金张湖婷小姐。我们是战友，又同在广州军区后勤部从事新闻工作，故我也是张家的熟客。我加入中国作协，就是张永枚和柯原介绍的。

　　有一天，我到张老家找湖婷有事，刚要上楼，就见张老在楼下的玉兰树下焚烧东西，那是几十叠厚厚的稿纸，为了使纸烧得快，张老还不停地往上泼煤油。

　　就在这时，广州军区创作组组长肖玉跑了过来，大声说，小高，快把火灭掉，永枚在烧他的小说！

　　火灭了，肖玉望着已基本化为灰烬的书稿说，这是永枚刚刚完成的35万字的小说《红巾魂》呀，说好了明天一早送花城出版社的，哎——永枚你这是怎么啦……说着肖玉也流下了眼泪。

　　早就听说张老在极度亢奋的创作状态下有走火入魔的毛病，今日得见，实在让人震惊。

　　有关张老的“疯史”版本也有几个，而传得最多的还是给江青逼疯的。说文革期间，张老跟江青到大寨考察，期间，江青问身边的张永枚、浩然，还有浩亮、刘庆棠，有没有听到有人说她的坏话。大家都说没有，只有张老说他听到有人议论江青有野心。江青便说张永枚整她的黑材料，并扬言绝对不会放过张永枚，张老一下子就“疯了”。就这个问题，我曾亲自问过老作家浩然，浩然笑了笑说，永枚确实是个老实人。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金敬迈，两人大起大落的坎坷人生，竟都与江青有联系。难怪有人说是江青成就了他俩的大名，是这样吗？

　　张永枚出生于四川万县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13岁发表小说，17岁入伍，22岁出版诗集，23岁加入中国作协，是那个时代出了名的神童。尤其他后来的诗歌《人民军队忠于党》，报告诗《西沙之战》，革命样板戏《平原作战》，更让他闻名全国。他一生可谓著作等身，不算一大批小说散文专著，仅诗集就多达40多本。张永枚和金敬迈一样，都是出了名才被江青调到身边工作的。

　　文革中，江青为了打倒老同志，特授意张老到南昌、广州等地了解周恩来及其他一些老同志的黑材料。张老利用这个天赐良机，采访掌握了很多革命老前辈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

　　张老有一首很有名的诗《骑马挎枪走天下》:“骑马挎枪走天下，祖国处处是我家”，行走天下，四海为家，是张老毕生追求的真实写照。

　　1989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我在军区政治部值班时接到了一个沈阳军区司令部打来的电话，询问广州军区有几个叫“张永枚”的人，并说他们抓了一个冒充张永枚的老头正在审讯，想核实一下情况。

　　后来张老告诉我，他是在铁岭市被抓的。为了掌握周恩来早年即12岁以前从老家淮安到铁岭读书的这段历史，他在铁岭一个花9元钱便可住上一晚的小旅馆住了下来。夜间查房时，当他自报家门后，便被两个彪形大汉押上摩托车顶着风雪扭送到沈阳军区司令部。原因是张老说自己是军人，却没有穿军装，因为当时文职军人还没有发军装。更重要的一点是，张老报了自己是文艺五级。文艺五级相当于副军级，这样的级别怎么会住9元钱一晚的旅馆呢？

　　那几年，张老为创作反映老一辈革命家战斗生涯的作品已到了着迷的地步。究其原因，这其中有个小插曲。文革中，江青为了打倒老同志，特授意张老到南昌、广州等地了解周恩来及其他一些老同志的黑材料。张老利用这个天赐良机，采访掌握了很多革命老前辈可歌可泣的事迹。文革后，他凭着这些宝贵素材，一下子写了近100万字的集历史、演义、诗味于一体的纪实小说。《红巾魂》就是其中一部，该书被焚掉后，他一口气又重写了一遍。本书出版后发行近20万册，受到读者的好评。

　　1978年，张老为了掌握周恩来小时候，也就是12岁以前的素材，同样没有给南京军区创作室打招呼，只身来到了淮安。到车站迎接他的，是一个姓秦的青年作家，小秦是骑一辆破自行车来的，前面筐子里还坐着他咿呀学语的儿子。张老便坐在他的车后架上，三代人走村串户，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采访。后来他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我编的《党风》杂志上连载后，反响极好。

　　张永枚行走了两个“二万五千里”。他的脚力是在朝鲜战场上练就的，这是他一生行走天下的本钱。

　　1984年春，张老又在延安采访了一个月，他用的座骑仍旧是一辆破自行车。驾车的是一个叫席军的中学语文老师。张老坐在他的自行车后面，走遍了枣园、杨家岭、南泥湾，还有吴起镇等的山山水水。张老告诉我，他此行是为了20年前的一个没有划上的句号。那一年，他同马烽、薛寿先一块重走长征路，后因部队有事，他们还未到达陕北就打道回府了。这一次终于补够了二万五千里。

　　张老告诉我，10年后，他又进行了一个新的长征。1994年，为了完成总参谋部交给他的《山里的军人》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采访，张老餐风宿露，日夜兼程了两年，把7个省所有在山里的驻军都采访了一遍。他前后行走的路程加起来，正好又是一个二万五千里。

　　讲张老行走天下的事，不能不交代成就他“八亿人一个诗人”的西沙之行。1973年大年初二，正在沉睡中的张老被人叫醒，随后同作家浩然一起，从北京机场乘专机直奔西沙。为一个采访任务动用专机是那个年代绝无仅有的事。这个特殊的待遇是江青给他们的。在西沙，张老采访了所有大小岛屿上的官兵。回京后，他一连三天三夜没合眼，一口气写出了轰动一时的报告诗《西沙之战》。

　　张老行走史上最精彩的一页应该是他在朝鲜战场上同敌机捉迷藏的一幕。他们的茅屋被敌机炸飞了。张老便朝山上跑，敌机发现了，追着他扫射，他跑到一棵大松树后躲藏，敌机又绕着大松树盘旋，追着他扫射……张老告诉我，他的脚力是在战场上练就的，这是他一生行走天下的本钱。

　　当我要把这篇文章的初稿送给张老审定时，张老正在屈原流放的湖南汩罗江畔的一个农家小院里。他身边还坐着专程从长沙赶来看望他的当年全国学毛著的积极分子黄祖示将军。他说一会儿就去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去喝酒。我问他汩罗之行的目的。他说，一是崇拜屈原，二是要写左中棠，三是自我流放。

　　透过电话，我仿佛看到，喝得酩酊大醉的大诗人张永枚，正沿着汩罗江边那片竹林中的小路悠哉游哉地走来，在他的身后，是用诗文写下的脚印。

　　图:

　　金敬迈近照。

　　本文作者与张永枚(中)、金敬迈(右)合影。

　　张永枚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