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关于“超级女声”的媒体报道分析

　　从芙蓉姐姐到超级女声——分析报告（六）

　　“超级女声”入选2005年中国流行文化十大关键词，已成定局；同时，它也必然成为本年度最炫目的青年文化景观之一。如果说，李宇春等“超女”从海选到赛区三强再到总决赛，一步步登上风头浪尖，那么在她们背后兴风作浪的，就是媒介。

　　在这里谈及媒介，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因湖南卫视而生，这家声名显赫的电视台及其合作伙伴上海天娱传媒公司自然成为业内外关注的焦点。无论是业界还是社会舆论，无论是对其营销模式的剖析还是对其所制造的“超级女声”文化现象的褒扬或者贬抑，其矛头都毫不留情地指向这家标榜“娱乐中国”的电视台。然而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其他众多的大众消费类媒体。它们共同参与了这场狂欢，共同为“超女”风潮推波助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超级女声”这一文化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媒介文化现象”）得以形成，正是得益于整个社会系统内众多媒介的“共谋”。对湖南卫视之外的媒体的态度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这一媒介文化现象产生、发展并发挥社会功能的内在机制。

　　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众多媒体都有关于“超级女声”的报道、评论。根据对2005年8月5日至8月29日全国主要媒体的初步考察，并兼顾3月份“超级女声”海选以来的主要媒体，可以看出媒体报道中的以下一些端倪。

　　报道数量悬殊：火力密集或视若不见

　　尽管媒体定位的差异往往是造成不同报道量的主要因素，但是同为娱乐版面、娱乐频道、栏目或者娱乐时段，处理方式也有较大差异。有的媒体火力密集，有的媒体则视若不见。应该说，这客观地反映出媒体对待“超级女声”现象的态度差异。

　　1．主流权威媒体的非常少

　　例如《解放日报》、《湖南日报》的文化娱乐版面在决赛当天都没有任何动作。这并非因为定位的不同。从一些地方党报设置了“娱乐版”但没有对“超级女声”直接报道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样的选择是基于文化观念上的排斥。有些媒体为数很少的，更多的是将“超女”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或者经济现象做深度探究。其中，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占据较大比例。例如，一些较大报纸的财经版面关于“超级女声”的赢利模式的报道、社会文化版面关于“超级女声”引发社会问题的报道等等（《超女也是财神女：揭开超级女声背后的赢利模式》，《北京晨报》，2005年8月16日）。

　　2．广播的反映以音乐类节目见长，电视报道相对较少

　　不同于广播对“超级女声”较多的报道，电视媒体（无论是娱乐频道还是非娱乐频道）对“超级女声”直接涉及较少（转播节目的除外）。相对而言，社会话题的栏目里面，倒是关注得多一些，着眼点往往在于“超级女声”现象引发的社会问题。例如某地方电视台“新闻追踪”栏目的《梦想当明星，女孩离家出走》之类。

　　3．大众消费类报刊在所有媒体类型中，报道量最大

　　如各地晚报、都市报、社会文化类报刊等等。其中，又以主打社会娱乐新闻、强调煽情、注重发行量的都市报为甚。这一点不难理解。电视媒体特别是定位相类似的频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全国主要电视台的娱乐频道都少有关于超级女声的任何内容，哪怕是负面报道和评说。而对于平面媒体特别是大众消费类型的报刊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超级女声”成为它们这个阶段所设置的重要议题，也成为这些媒体参与制造的媒介产品。最突出的是主赛区和各分赛区的媒体。例如长沙《潇湘晨报》的典型“超级女声”报道《上届超女受冷落》、《纪敏佳想做超级巨星》、《评委想退就退》。再如分赛区成都的都市报《成都商报》，其典型的“超级女声”报道有《靓颖回家感觉真好》、《柯以敏批评黑楠》、《爽！成都四“超女”晋级五强》、《“超女”评委又耍花枪》、《明年“超女”继续办》、《“超女”为罗大佑成都开唱“预热”》，等等。广州赛区的《南方都市报》则有深度报道《超级女声：以娱乐的名义“暴动”》、《“超级女声”广州赛区10强晋级》、《“柯楠”要打造自己的“超女”》等，甚至还设置了专栏。

　　4．从时间上来看，初期表现最积极的是各赛区的地方都市报

　　其后，随着赛事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媒体卷入其中。赛区之外的媒体也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总决赛阶段，更是集中，整个中国大众消费类媒体呈现一种狂欢的景象，都热衷于这场娱乐盛宴的烹制。以非赛区城市——上海的《新民晚报》为例，3月份至7月份的报道量非常少，但是8月份、特别是8月中下旬5进3的比赛时，报道量显著增多，三强争冠赛前后更出现了整版报道以及配发的评论文章、名家郑辛遥的漫画作品。

　　对一个事件的报道量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媒介“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虽然不一定能够强迫人们“怎样去想”，但是它们却可以有效地在“想什么”方面对人们产生影响。的确，人们对“超级女声”的看法可能各不相同，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们都在关注这件事情，而这正是媒介议题设置所产生的效果。媒介要取得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通常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大量报道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对于媒介不想让大众考虑的事件，则采取不报道或者少量的在不显著的版位报道的方式。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们心目中的重要议题，其实就是媒介所设置的议题。议题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有重要的意义。传播学者唐纳德·L·肖（DonaldL.Shaw）等人在《个体、群体和议题融合：社会失调理论》的论文中指出了个体的社会性要求：个体要求归属于一定的群体。他说：“当一个人离开原初的家庭环境时，他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为群体中的人所接纳。他通过联系媒介加入这些群体，这媒介多为其他人以及其他媒介。”对群体的归属对青年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社会上普遍关注“超级女声”、谈论“超级女声”的时候，青年自然而然会寻求相应的信息，关注“超级女声”的进展。与此同时，媒介为了寻求更多的受众，也自然会以更多的篇幅报道提供相关信息。于是，话题的热度呈现螺旋上升的态势，逐步将原本淡漠的媒体拉入同一场游戏之中。

　　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媒介整合青年文化、整合社会文化的过程。在“超级女声”的个案中，这种整合是以娱乐方式进行的，而采取的手段则是集中火力的议题设置。从媒体报道量上所体现的态度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超级女声”现象实际上是众多媒体共同制造的。湖南卫视是促发者，但是在目前的媒介化社会中，“超级女声”要成为公众议题，没有媒介的议题设置作用，是很难实现的。而媒介（特别是后来跟进的媒介）的议题设置，又要考虑业已形成的公众话题。两下互为促动，最终成就了“超级女声”的风行。

　　报道态度迥异：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另一方面，在直接表达意见的评论文章（节目）或者评论性内容上，媒体态度差异非常大。既有论理层次上的差异，也有观点性质上的差异。主要有四种类型：

　　1．就事论事型的娱乐化评说

　　这种评说要么一味跟风，要么借题发挥进行炒作。持这种态度的以都市报和部分小规模的晚报为甚。例如《成都商报》评论文章《“超级女声”超在哪里？》、《评委扮演谁？》、《“超女”为什么这样红》、《“超女”评选中的公民意识》等。还有大众媒体的娱乐版面里大量出现的对“黑幕”、规则、歌手唱功以及主持人、评委的评说等等。这些意见性信息客观上成为“超级女声”现象生成的一个环节。按照批判者的话来说，就是媒体和广告主的“帮凶”。“小骂大帮忙”，看似揭露“黑幕”、批评评委不公，客观上却增强了话题吸引力，为“超级女声”现象的升温“拾了柴”。媒体众多，自然“众人拾柴火焰高”。

　　2．旗帜鲜明的赞成

　　南方都市报的系列评论直截了当肯定了“超级女声”的积极意义。但是不同于一般的小报，该报的言论总体上有理性分析，例如《就要“超级女声”》、《看完“超级女声”该看什么？》等。还有网络上的一些言论，认为“超级女声”是“娱乐民主”、“庶民的胜利”，是大众文化的方向。此类言论，大多着眼于“超级女声”不论年龄、相貌，“想唱就唱”的海选方式和大众短信投票的评价方式，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创新。

　　3．理性的批判

　　以“低俗”、“虚伪”、“残酷”等罪名声讨“超级女声”的言论不在少数。长三角很有影响的《扬子晚报》2005年8月17日刊发了一篇评论《“超级女声”还能红多久》，通过“超级女声”的模仿来评说中国娱乐文化缺乏创新的现实。文章说：“模仿，是现今的电视娱乐节目的一个通病。电视频道一年多过一年，但各个频道的面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尤其是一些娱乐节目，不过是不同的主持人与嘉宾人群，站在相似的舞台上，说着相近的话，做着相同的游戏。搁在以前，这不算什么。……现在看过了‘美国偶像’，‘超级女声’还能有多少新鲜感？”相对于报刊媒体，网络评论就尖锐激烈得多。典型的有人民网《强国论坛》上贴出的《“超级女声”：踩着少女的尊严跳舞》（作者逍遥熊），文章措辞严厉，将“超级女声”批驳得体无完肤，历数了“超级女声”的“假恶丑”，并指出：“它制作过程中为了收视率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尤其是利用少男少女的弱点，置教化保护未成年人的道义责任于不顾，更是背离了社会的价值观与良知。”

　　4．审慎的评价

　　主流媒体发出声音的不多，而一旦有话要说，均为理性的分析、审慎的评价。一方面褒奖它的大众性，但同时指出其致命的弱点；如果批判其低俗的话，也不忘记点明它对于娱乐文化演进的某些积极作用。《中国青年报》评论文章《“超级女声”与未成年人》，从未成年人权益维护的角度批评了媒体过分注重收视率和受众参与而忽视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面向文化教育界的《文汇报》在其名牌栏目《文汇时评》上刊登了一篇言论《析超女、“老鼠”、PK现象》把“超级女声”与“老鼠爱大米”走红、PK热度蹿升等同类型文化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更具普遍意义的分析，文中写道：“我们在多样化需求发展、多元化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尤其要关注社会需求的新变化，要尊重大众合理的需求，要学会宽容。当然，我们追求和倡导的是健康的、富有时代气息的、能使更多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样式和作品。我们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在多元之中有主导，在多样之中有选择，在多变之中有主见。”这无疑可以代表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只是相对而言，主流媒体针对“超女”现象的评论还是非常的少。

　　总之，尽管有主流媒体和网上的一些批判言论，但是就大众消费类媒体的“合力”而言，总体的方向以及客观的结果，都是在推动“超级女声”不断积聚人气，最终使它在一片喧闹嘈杂声中成就了个把“超女”的明星梦想、满足了媒体的商业利益诉求以及广告主和赞助商对于利润增长的期望。

　　综合分析主流媒体的态度和大众消费类媒体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对待“超女”问题的态度上泾渭分明，其间缺少一个能起到缓冲功能的过渡地带。甚至有评论者说：“超级女声的节目把中国人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赞成一方反对，甚至都没有中立的。”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媒介文化基本上是等同的，而流行文化往往又等同于青年文化。青年群体的尴尬由此显现出来：他们在感性层面更多地认同“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样式及其所体现的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样式、观念经常与主流文化的话语系统格格不入，青年和他们的亚文化始终处于尴尬的夹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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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文化现象与热点问题监测研究”课题组提供，未经特许，任何网站（含已经获得常规新闻转载授权的网站）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