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魇”挥之不去—美国老兵饱受战争记忆折磨

　　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29日以《头脑里的战争》为题，报道了参加过越战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士兵饱受战争记忆折磨之苦。文章如下：

　　长久煎熬的痛

　　格雷戈里·赫勒参加过越战。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1970年12月，他在经历了

　　从此以后，赫勒再也摆脱不掉那些黑暗的记忆。战争场面始终浮现在他的眼前、不断地吞噬着他的灵魂，而且还破坏了他的生活。婚姻破裂了、工作也丢了。赫勒曾先后6次企图自杀。他最喜欢藏在被他称作“掩体”的地下室里。在公共场合，他始终关注通往出口的道路是否畅通，是否有人站在他的身后。无论做什么，赫勒都随身携带着一支手枪，不过弹夹里是空包弹。他时时刻刻都感到不安，好像总有人在威胁他。他就像是一枚随时能被引爆的定时炸弹。

　　为治病，现年54岁的赫勒住了几个月的医院，然后经常去看精神病医生。他每周都要去治疗。两年半以来，赫勒已经成为百分之百的伤残退役军人。医生的诊断是外伤后应激综合征。

　　所有世界上参加过战争的士兵，尽管外表上是完好的，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们对战争的记忆总是挥之不去、时刻伴随着恐惧、并受到负罪感的折磨、不被他人所信任。他们既不能消化往事，也无法排遣心中的痛苦。“战争的场景经常噩梦般地出现”。赫勒由此变得越来越不合群，几乎不与任何人交往，以至于很难适应平民生活。由战争引起的外伤后应激综合征是越战之后在美国出现的一种现象，并被正式承认为疾病。

　　仍被漠视的痛

　　即便现在，美国舆论也根本不把士兵们在新的战争中的心理痛苦当回事儿。在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士兵会有人为他们哭泣，身体受伤者被送回国内，也会登记在案，有数可查。但是，患外伤后应激综合征的人数只能估计。根据五角大楼的一份研究报告，大约每6名从伊拉克归来的美国士兵当中，就有一人出现严重的抑郁症、恐惧感或其他症状。在阿富汗，美国士兵患外伤后应激综合征的风险为11％。

　　伊拉克战争开战两年半后，已有上万名士兵罹患外伤后应激综合征。这是越战后士兵患外伤后应激综合征首次在美国成为群体现象。

　　如果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见诸报端的话，那一定是以发生暴力行为为前提的。例如2002年夏天，3名从阿富汗归来的特种部队士兵在布拉格堡杀害了他们的妻子。前不久，被评为“年度海军陆战队优秀士兵”的丹尼尔·科特努在其家乡马萨诸塞州的住宅里用霰弹枪射击一名怪叫的夜行者。科特努来自一个殡葬业主之家，他在伊拉克曾经为准备运回国的战友支离破碎的尸体做过整容。在事发的半年前，科特努对《波士顿环球报》吐露了真情，他有时过于神经质，现在必须再度适应家乡不会有汽车炸弹爆炸的现实。

　　关于外伤后应激综合征，也是很难诊断的。因为人们难以预料患者何时会把残酷的战场经历当成“正常”？何时会出现抑郁？像科特努那样的人已经在战争中变得野蛮粗野，他的暴力倾向会向病态方向发展吗？患者何时需要救助？患者何时会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危险？自从布拉格堡发生3起人命案后，美军斥巨资制定帮扶救助计划。在战争前后对每名参战士兵进行问询调查和谈话。

　　难以启齿的痛

　　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受过残酷训练的士兵一般都不愿意承认患这种病或有其他心理问题。赫勒是少数公开自己内心痛苦的外伤后应激综合征患者之一。他认识到这种现象，并撰写了关于外伤后应激综合征的著作。他还建立了一个自助团体，向患有这种病的患者提供咨询，并四处去作报告。

　　从伊拉克回来的士兵头脑里也经常浮现可怕的战争场面。据五角大楼的研究报告，每10名患者中就有6人认为，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战友和上级将会另眼看待他们。赫勒在这里举了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例子。当他归国时，一位心理专家向全体士兵发问，战争经历是否给他们带来了心理或情感方面的问题。“当然没有人愿意在战友面前承认这一点，”赫勒说，“他们都希望回家，而不愿去治疗。”这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回到家后买了一台电视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平时决不外出，只有到了夜间才出去买啤酒。当他再次到部队报到时，问题就来了。现在他要在军事监狱里蹲上几年。“没有人在意一个优秀的战士沦为刑事犯这一现象，”赫勒说。

　　赫勒讲述了一名归国士兵在伊拉克的经历。有一次这名战士驾驶的一辆弹药车陷在泥浆之中，动弹不得，为了不让弹药落入敌人之手，他启动了定时炸弹开关。在弹药车爆炸之前，他看到一些伊拉克妇女和儿童好奇地接近弹药车，结果被炸身亡。他说：“他们被炸得飞上天时的面部表情每天都出现在我脑海里。”赫勒还透露，至少有4名向他求助的从伊拉克归国的军人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其他人几年后才承认，他们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他们以的方式出现在外伤后应激综合征的网站论坛上。

　　外伤后应激综合征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一旦谁得上了这种病，”赫勒说，“将再也摆脱不掉它。”迄今为止，尚无治疗这种疾病的神药。有人建议研发一种就像按电钮一样永远消除可怕记忆的神奇药物，但这项建议也引起了普遍的争议，因为一旦负罪感消失，那么战场上最后的障碍也就不存在了。在此之前，痛苦的记忆就成了格雷戈里·赫勒这样的人为他们在战争中还没有完全泯灭的良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