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矛盾凸显期”惟有深化社会经济改革

　　早报首席评论员 李巨微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任大刚

　　十六届五中全会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一大议题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我们建议公众高度重视十六届五中全会所形成的决定，最直接的理由是其与社会各阶层具体利益密切相关。

　　“十一五规划”把构建和谐社会、区域经济发展、政府自身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等多方面内容纳入了规划范围。在一定意义上，《建议》将集中体现执政党对今后一个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思路。在部分社会、经济关系失衡，已进入“矛盾凸显期”背景下，《建议》及“十一五规划”必然涉及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经济改革内容，公众对之加以了解、把握，首先有益于个人行为选择，进而有利于集聚共识、形成合力，推动经济社会朝正确方向发展。

　　依据已透露的信息，《建议》对中国现阶段国情有全面的认识，所提出经济社会下阶段发展框架可概括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的，以科学发展观为平衡社会与经济关系，通过深化改革创新获得新动力，化解已集中呈现并日益尖锐化的矛盾。这一路径设计可谓切中时弊，总体取向是正确的，着力点选择也是准确的。

　　从问题切入，通过解决问题推动事物发展、进步是有效方式。但是，要让这样的努力不打折扣，前提是必须正视问题的深层次成因所在。“十一五规划”要应对一系列问题，“矛盾凸显期”概念形象地描述了现阶段经济社会特征；而化解矛盾，首先需要认清矛盾的根源。

　　就经济状况而言，由于国内市场化改革进程与世界经济分工浪潮吻合，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性制造业基地；但“中国制造”长期无法升级，至今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资源消耗、土地占用和对跨国公司实施超国民待遇赢得竞争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中国经济向国际市场输送着巨额利益，自身真正占有所创造财富的比例却严重低微。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加剧等社会问题成因。

　　那么，“中国制造”需改变的现实是否该归因于企业主体机会主义倾向呢？显然，问题根源出在制度层面。一个简单例证是，在国内不少地区，在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和保驾企业营运以获得税收两者之间，政府部门普遍选择后者。

　　为提高“中国制造”增进社会财富水平，“十一五规划”可能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支撑点。这同样需要制度保障。经济史证明，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诞生，原因在于有大批技术发明运用于生产，而技术发明得以成批涌现，又在于有建立在私人产权不可侵犯观念上的严密专利制度支持。因此，参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验，要实现提升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目标，就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把保护私人产权内化为一种本能。

　　针对“矛盾凸显期”亟待化解的问题，“十一五规划”可能把包括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事项的“改革规划”列为重点内容。这些事项改革的总体原则和节点目标值得拭目以待。无疑，经济改革基本目标之一是实现所有企业主体平等竞争。只有破除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行为及国有垄断企业特权，市场主体才能获得良性发展土壤。而社会改革当务之急在于迅速扭转弱势阶层利益受损状况。现阶段，让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必须在财政收入分配上做出安排。构建和谐社会理当消除弱势群体，而做到此点，前提是让所有社会拥有有效主张自身利益的权力。

　　概括地说，以“十一五规划”为载体，中国经济社会将再次踏上“以改革促发展”路径。与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90年代初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本轮改革所面对障碍要大得多。但一系列矛盾形成倒逼之势，惟有深化社会、经济改革才能应对，现实需要有望推动改革向深水区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