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与政治

　　早报评论版主编 陈季冰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由于看到了长假制度对社会经济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及其蕴涵的潜力，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士呼吁将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列入国家法定节日，并制定相应的纪念、放假等办法。不过，在讨论传统节日应不应该被列为法定节日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探究一下传统节日与现代国家的法定节日之间的关系。

　　传统节日来源于文化，这里的文化是个宽泛的概念，与政治和经济相对应。西方的传统节日几乎无不与基督教有关，穆斯林的节日也都根源于伊斯兰教，中国人是世界上极少数缺乏宗教传统的民族，我们的传统节日一般都来自上古传说、民间风俗乃至天文历法，从中可以找到浓厚的农耕文化的色彩。

　　现代国家的法定节日是政治性的，除了少数被国民广泛认同的特别重大的传统节日，如西方的圣诞节、中国的春节等之外，现代民族国家在确定法定节日的时候，通常首要考虑的是国庆日（独立日）、阵亡将士纪念日等象征国家主权、伸张民族尊严的政治性日子，而大多数多流传于民间的传统节日往往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

　　传统节日与现代法定节日的这种巨大差异，根植于古代社会与现代国家在治理思想上的深刻区别。古代社会的治理基础从根本上看是“文化型”的，欧洲、中东和东亚分别是三个大一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家世界；现代国家是由有限疆域以及此疆域范围内的有限人民组成的政治实体，它是建立在民族认同而非宗教或文化认同之上的。世界上既有一些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也有很多国家分享着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为了使国家的治理稳固而坚实，现代国家的政府总是调动一切资源强化国民对国家的这种政治认同，而通常不会有意识地去强化国民的文化认同。

　　由于节日具有很强的“仪式”教化功能，现代国家自然而然地把它当作教育和培养公民效忠国家、献身民族的载体。在中国，除了春节是公认的传统节日、元旦是一个中性节日（只是表示一年的开端，而没有任何其他文化和政治上的含义）以外，其他所有的法定节日（不管是否放假），如国庆节、劳动节，以至妇女节、青年节、儿童节等等，无一不是政治性的。国家通过它们来强化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在这一点上，无论东西南北，世界各国大同小异。假如我生活在美国，每到10月1日，我在情感上的反应一定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会情不自禁地思念我的国家，说不定脑海里还会闪现出天安门广场的形象；而每到7月4日，我的情感反应会是：我不是一个美国人。相反，每逢中秋佳节，我也会有情感上的反应，但那时我可能首先会想到，我是一个华夏子孙，我会更多地思念我在上海的父母妻子和亲朋好友。这就是政治与文化的区别。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要求将更多传统节日定为国家法定节日的呼吁呢？我的看法是：这种呼吁将会有越来越大的合理性，但如果真的要实行，则需谨慎而周全。

　　之所以说它会有越来越大的合理性，是因为中国的传统节日都没有宗教信仰的成分，它们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传统节日很不一样，历来就一直是充满尘世情怀的，与现代世俗社会的基本政治认同非但不矛盾，而且往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传统节日中，元宵和中秋，均包含有团圆和睦的含义，前者偏向于“开放性”的社会和睦，后者偏向于“封闭式”的家庭团结；清明和端午，都包含缅怀先辈的含义，前者偏重于祭奠，后者偏重于纪念；重阳则尽显尊老爱幼之意……在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当下，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资源如果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一定会显示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之所以说它的实行需要谨慎而周全，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其一，中国人向来有繁文缛节的礼尚往来的文化传统，我很担心一旦国家将一些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日，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很有可能优秀的传统道德没有得到发扬，反倒成就了新的请客送礼、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我相信，如果你想给你的上司行贿送礼，选择除夕、春节、元宵、清明、端午、重阳、中秋这些日子一定比元旦、“五一”、“十一”要“合适”得多。所以，我主张国家如果将更多传统节日列为法定节日，应当花大力气剔除它们中原有的封建迷信等不良因素，实现这些节日的“创造性转换”。例如，国家可以将清明这一天定为民族英烈纪念日，一方面，借用这个日子原有的祭祀哀悼的意思，悼念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献身的历代先烈，赋予它新的政治内涵；另一方面，国家在纪念仪式中营造庄重肃穆的氛围，带头倡导丧事祭礼从简的风尚。

　　其二，当代中国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社会，公民有权利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化倾向。如果将过多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节日定为法定节日，哪怕它们承载着许多优秀的精神内核，客观上总是会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新的文化因素的引进起到排斥作用。在我看来，假如中国的青年人愿意在公历2月14日这一天表达对爱情的美好祝愿，社会有什么理由非得强迫他们把这份真挚情感放到农历7月7日来表达呢？我们应当继承传统，但我们更应当面向未来。在全球化时代，这将是未来中国文化建设中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因此，如果仅从保障公民获得更多休息时间的角度出发，我更加赞成国家制定相应规定延长劳动者的休假时间，并强制推行带薪休假制度。如此一来，每个公民就不必头顶着一顶整齐划一的政治或文化“帽子”去过节，而得以分散而自由自在地享受生命中的闲暇时光。这可能才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迫切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