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西方

　　文 张志洲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当今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处于“崛起”进程之中。不过，大多指认中国“崛起”的学者，都只是看到“硬权力”的提升，而忽视了对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等“软权力”因素的审慎考量。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只是经济或贸易大国，不能算是真正的“崛起”；历史上有无数军事超强的大国，也很快淹没在历史的滚滚风尘之中。一个

　　那么，中国的外交哲学将以何种文化和哲学理念为取向呢？为此，需要辨明以下三点：

　　其一，作为构建中国外交哲学参照系的西方和美国。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少数西方国家一直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它们的国家哲学是“理性”和“自私”，外交哲学上则信奉“现实主义”，相信丛林原则和弱肉强食。这种外交哲学是无数战乱和祸害的根源。

　　二战之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一直是西方国家及其学者看待世界的主流观念。“理想主义”销声匿迹，“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哲学观，不如说是“现实主义”的一个修正版本。

　　“现实主义”理论的最简约表述，就是“由权力界定的利益”。这里包含着一种无限循环的扩张性逻辑：在国际政治中权力越大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的利益就越多越广泛；而利益越多越广泛，又反过来要求越大的权力来维护和争龋这无限循环的链条在现实中必然会断裂，必然导致理论和政策实践上不能自拔的逻辑困境。当今美国就是陷入这种逻辑困境的最为典型的国家。

　　崛起的中国要避免西方大国的“现实主义”困境，首先就要在外交哲学上“超越西方”。

　　其二，崛起的中国自我表达的需要及其文化资源。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上惟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化传承的国家，中国对于世界和“天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哲学观念。这种观念以和平、和谐为主要特征，以“天下大同”和“太平盛世”为理想的追求目标。这就是我们世界观念的传统文化资源。

　　在积穷积弱的年代，中国自然难以充分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主张，更无力在实践中加以推行。即使我们表达了，也会因为“国弱言微”而被西方列强所忽视。那样的时代，中国文化遇到西方的武力逻辑，“有理说不清”。中国人只能慨叹“弱国无外交”了。

　　但今天，一方面，一个崛起的中国必然带来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发言权”。另一方面，崛起的中国必须表明自己对于世界的立场，和不同于“西方式”的国家身份认同。表达的时机与表达的需要正找到了契合点。体现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则是崛起的中国可以自信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世界和“天下”观念。

　　其三，中国崛起意味着一种世界责任。崛起的中国被认为是新型发展模式的代表，并被寄望于成为建设一个更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中国人也常以此自许。崛起的中国要做新型的世界大国，盖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要寻求自己利益和世界利益的一致性，寻求世界发展的均衡性，不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奉行弱肉强食政策，而是要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世界和谐的巨大力量；二是要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和平、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理念。

　　西方关于“权力”和“利益”的国际政治话语，总是那么富有“魅力”，稍不警惕，我们也难免掉入这种话语和逻辑的陷阱。崛起的中国要表达自己的“世界关怀”，要承担起一个新型大国的世界责任，要摆脱“权力”和“利益”逻辑的诱惑，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只能基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只能以追求和平与和谐的文化传统为取向，舍此别无他途。

　　依据以上三点，崛起的中国必须而且有可能构建起自己的外交哲学。这种外交哲学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与和谐的世界观或“天下”观为基本取向，“超越西方”则是中国外交哲学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