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吉普赛人在大理

　　“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云南大理，是白族的发祥地，素有文献名邦、妙香佛国的美称。

　　作为唐代南诏国和宋代大理国都城的大理古城，又称羊苴咩城，始建于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大理古城背倚峰奇岭秀的巍巍苍山，前临碧波荡漾的百里洱海,古城中央，有一座气宇轩昂、壮丽辉煌的五华楼。五华楼“周长五里，高百尺，可居万人”。楼下五丈

　　五华楼内的“妙香佛国客栈”，是外国使节、西南各部落酋长以及四方游人下榻的地方。尤其是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会（街）期间，来自南亚诸古国和西南各部落的赶会者，在《南诏奉圣乐》、《锦江春》等乐曲演奏声中，在五华楼内品尝着富有白乡风味的“八大碗”筵席……在这些肤色、语言、服饰各异的就餐者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那些来自天竺（印度）的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是以游牧生活为主的一个民族。原住天竺西北部，9世纪末开始外移，到处流浪。到了宋代大理国时期，已有很多的吉普赛人，在印度和大理之间常来常往了。

　　四处流浪，四海为家的吉普赛人，“视人世若梦，行踪若浮萍，飘而不定，结棚栖地多则半年。”（明·李浩《三迤随笔》）每年秋末冬初，他们离开大理，回到印度、波斯等地居住。来年日暖花香的仲春时节，又结棚栖地于大理苍山洱海之间。也有一些吉普赛人，到农历三月“清明”节令前后，则“西走天竺祭祖”，待“秋凉始归”。

　　豁达大度、乐观诙谐的吉普赛人，不仅信仰佛教，而且“善诸异域语”。不少生活在大理的吉普赛人，汉族话、白族话都能听会说，“其所唱之曲有梵曲、龟兹曲”。在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上，他们与“白子白女”一道，“赛马唱歌做买卖”；观音塘庙会期间，就与白子白女一起，在观音阁的观音像前焚香点烛，顶礼膜拜；农历四月二十三日绕山林活动中，更有不少吉普赛人，同白子白女一道，“且歌且舞且飘然，山麓海滨绕一周”，将喜歌善舞的天赋，尽情挥洒在异国他乡的文化娱乐活动中……

　　神奇秀美、风光绮丽的苍洱大地，气候温和、水草鲜美的自然环境，质朴宽容、乐善好施的大理白子白女，使得印度吉普赛人在大理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吉普赛人在大理，“男者于栖地结棚，管家务，放牧牛马骆驼，领婴孩，侍老者，亦喜狩猎，不种禾稼。唱乞，巫卜，皆女人之事。”（《三迤随笔》）乐善好施的白家人，则“多赐以米粮”。

　　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跨革囊，渡金沙”灭掉段氏大理国后，留蒙古族大将兀良哈台镇守大理，这位军功显赫的蒙古族大将的八个小妾中，有三位是印度吉普赛人。其中最受兀良哈台宠幸的“芙蓉夫人”，还是一个吉普赛酋长的掌上明珠。兀良哈台后与五王子———云南王忽哥赤会猎于点苍山石门关时，因“马惊失足而风发，昏迷三日而终”。遗体下葬之日，吉普赛人“至龙尾关哭悼，来者千余”，芙蓉夫人更是“哀恸欲绝”。返回印度后，每年清明节前后，总要带着侍从千里迢迢，来到大理兀良哈台土冢前，烧寄纸钱，插柳招魂，“哭而祭之”，前后竟“历时三十余年”。明朝灭元后，西平侯沐英“怜其部族居无定所”，欲将滇西一些地区划给吉普赛人居住，但“视人世若梦”的吉普赛人，却“封之而不受”。

　　在岁月悠悠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一些吉普赛男子，成了大理白族人家的“上门女婿”；也有一些吉普赛女子，成了一些白族人家的“外来儿媳”。然而，流年似水，人世沧桑，这些“安家落户”的吉普赛人，早已“埋没”、“淹没”在一代又一代白子白女们的茫茫人海中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10月10日 第七版)

　　作者：杨玉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