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模式：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中国发展

　　□由于自然资本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中国的现代化将不得不走出一条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当年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以及重要原材料的资源生产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用有限的自然资本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C（China）模式中，中国的经济仍保持既定目标的增长，同时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有一个先减速增长，然后再趋于稳定的过程

　　□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新型产业化、新型城市化以及新型现代化三个领域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实施经济活动的“物质瘦身”

　　从关注循环经济发展到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人们已经日益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自然资本约束。沿着这个认识深入下去，我们必然发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是否能够与自然资本相对富裕的传统现代化模式不同，创新性地形成一个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大国发展模式。这反过来又可以对当前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等问题带来系统化和机理性的认识。本文从理论（为什么）、战略（是什么）以及领域和途径（怎么做）三个方面，提出一些探讨性的看法。

　　自然资本稀缺下的发展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经济理论的影响。但是这样一种当前具有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能否从根本上指导自然资本严重制约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建立一种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发展理论？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不是以自然资本稀缺为出发点的。与此相反，我们更需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兴起的生态经济学家的看法（对他们的核心观点的了解，可以参看笔者翻译的美国学者戴里的《超越增长》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国外的生态经济理论（与国内的“生态经济学”有很大不同）被认为是对主流经济学有变革意义的经济思想。从他们对传统经济学的深度批判和对生态经济学的创新建构中，我们可以发掘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发展模式的重要理论要素。

　　（1）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生态经济理论正确地指出，人类当前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关头：限制人类继续繁荣的不再是人造资本的缺乏，而是自然资本的缺乏。18世纪工业化运动开始的时候，世界上的稀缺资源主要是人以及人造资本，不稀缺的则是自然资源。因此工业化运动的目的是要以机器替代人，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工业化运动200年后的今天，人和人造资本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稀缺的对象已经变成自然资源，更确切地说是包括自然资源和生态能力在内的自然资本。这就颠倒了以前的稀缺性模式。所以，经济学的原理仍是正确的，但是配置稀缺资源的主要矛盾变了。当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时，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开始受到自然资本的约束：例如捕鱼受到水产资源的约束。如果说原来只要机器水平提高，捕鱼量就会提高，GDP也随着提高，那么现在的情况是鱼资源日趋耗竭，机器水平再高也无济于事了。今天，在世界上以及在中国，人们已经经常见到这样的自然资本制约经济发展的情形。

　　这样一种自然资本成为限制性因素的经济理论，对于理解和研究中国的发展是有根本性的意义的。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本远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开始就受到自身自然资本条件的约束；另一方面，如果说在以前的工业化过程中，自然资本先天不足的国家还可以从世界范围内解决问题，那么在现在地球自然资本普遍稀缺的情况下，要在外部世界获得解决问题的机会是越来越小了。何况，像土地、水、环境容量这样的自然资本是难以在一个国家的国土之外得到补充的。因此，中国当前对发展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等问题的关注，绝不应该是局部的、一时的、战术性的事情，而是全局的、长期的、战略性的事情。换句话说，由于自然资本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中国的现代化将不得不走出一条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当年不同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对自然资本稀缺性缺少关注的传统经济学对建立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无能为力的，而当前的循环经济以及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概念可以成为中国探讨绿色发展理论和模式的契机。

　　（2）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与公平问题。在自然资本成为限制因素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以及公平等基本问题。在规模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主张物质规模可以无限扩张不同，生态经济理论的主张是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是有极限的，好的发展应该是物质规模为一定情况下的社会福利的持续增加；在效率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等传统要素不同，生态经济理论强调要特别注意提高土地、能源、水、稀缺自然资源等的资源生产率；在公平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不考虑自然资本的社会分布状况不同，生态经济理论强调在物质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物质分布需要从占有过多的部分流向占有不足的部分，这样才能增加社会总的福利水平。这意味着，发达国家需要降低自己的过度消费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腾出满足基本需求的物质发展空间。

　　生态经济理论有关规模、效率、公平问题的看法，可以对思考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中国发展带来重要启示。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以及重要原材料的资源生产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用有限的自然资本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其次，需要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本供给规模问题，例如中国城市化的最大土地供给能力应该是多少，中国工业化的最大能源消耗水平应该是多少，提高中国消费水平的最大水资源消耗规模应该是多少，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自然资本承载能力相适应的情况下提高资源生产率；第三，应该考虑社会公平在中国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意义，对于外部来说，需要在自然资本需求方面争取合理的发展权利；对于内部来说，需要考虑自然资本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合理分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定符合当前世情和国情的发展战略。

　　C模式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国已经制定了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人均GDP再翻两番的经济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将是多少？这是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选择中国发展模式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大体上，中国到2020年的发展情景可以有三种模式，其中，C模式才是比较适宜中国当前阶段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

　　（1）A模式：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强物质化模式不可行。所谓A模式，是采用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的说法。强物质化模式表现为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相同步的发展，在GDP做大的同时环境压力也变得更大了，这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仍然处于A模式的发展状态。只不过，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因为过度消费而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同步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生态效率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同步增长，即GDP的增长一方面依赖资源投入总量的增加，一方面伴随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

　　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基本走的是A模式的道路。今天我们关注循环经济与提倡资源节约，就是要摆脱这样一种资源消耗型和环境破坏型的发展道路。笔者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战略研究时，曾和有关专家一起测算过：如果我国继续按照现有资源利用方式和污染产生水平，那么在2020年人口持续增长和经济增长翻两番的情况下，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将有可能是现在的4—5倍。显然，这种模式不但意味着社会的严重不稳定和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而且经济发展本身也难以为继。

　　（2）B模式：要求经济发展与环境绝对脱钩的减物质化模式太理想。与A模式相对的是B模式。这是莱斯特·布朗在他的书中倡导的未来发展模式。它要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大规模的减物质化，目标是在经济持续正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二者之间开始“脱钩（delinking）”。长远来说，这样一种目标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必须的，它是绿色现代化或生态现代化的真正内涵。但是就当前来说，它最可能是发达国家争取的目标。因为，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成熟经济（即物质规模相对稳定）是有可能通过生态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脱钩的。例如，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国家提出了在21世纪上半叶要实现生态经济效率为“倍数4”甚至倍数10的发展目标。所谓“倍数4”，就是经济增长比现在增加一倍，而物质消耗和污染产生比现在减少一半。

　　但是这样的发展目标能不能马上用到中国未来15年的发展阶段呢？答案是否定的。笔者同样粗略地测算过，如果到2020年，在我国经济增长翻两番的同时，希望环境压力没有明显增加，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而如果希望环境压力有明显减轻（例如比现在减少一半），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8-10倍。这个目标当然是鼓舞人心的，然而从我国当前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来看，要实现这个高方案的减物质化模式难度很大。如果一定要这么做，就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目标需要调整。显然，这将从另一方面影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3）C模式：与中国现阶段发展相适应的资源生产率提高模式。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环境压力的严峻制约迫使我国不能继续遵循传统的A模式，同时限于我国的发展阶段也不可能立即沿用较高发展阶段的B模式。为此，笔者提出了与我国未来15年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简称C（China）模式。在C模式中，中国的经济仍保持既定目标的增长，同时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有一个先减速增长，然后再趋于稳定的过程。

　　C模式可以说是1.5-2倍数发展模式。就是说，中国到20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同时，允许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但是污染排放需要严加控制）最多增加1倍左右。用不高于2倍的自然资本消耗换取4倍的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社会福利。该模式赋予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个15-20年左右的缓冲时间，并希望经过这样一个阶段的增长方式调整，最终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减物质化阶段。从前述生态经济理论的社会公平观点来看，这样的发展对于中国以及世界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一方面，在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方面，它比传统的A模式有一半以上的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它符合生态经济的公平要求，在给中国13亿人改善生活提供合理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世界创造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到2020年以后，中国将有可能实行倍数4的更进一步的绿色发展战略，即经济总量继续翻一番，但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实现减半，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实现前面所说的脱钩发展。但是在中国国内，对于上海、北京、广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由于发展阶段领先于其他地区，因此需要率先实行大幅度的减物质化战略，以便到2020年能够在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意义上基本实现现代化。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现代化

　　对于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中国发展，我们不仅需要从理论依据上说明“为什么”的问题，不仅需要在发展战略上鉴别“是什么”的问题，还需要在实现路径上说明“怎么做”的问题。中国C模式的实现和资源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有不同尺度的实施途径。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循环经济时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这不同于当前把循环经济仅仅限于生产方式改变的流行做法。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新型产业化、新型城市化以及新型现代化三个领域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实施经济活动的“物质瘦身”：(1)通过新型产业化，从产业结构中挖掘提高资源生产率的宏观潜力。首先，应该注意到以劳务或服务为导向的第三产业发展，是有利于减物质化的。例如，我们注意到美国今天的GDP比50年前增加了5倍，但GDP的物质重量没有增加多少，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第三产业的比例增加。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地出现重化产业化的特征。尽管对重化产业阶段的必要性存在着严重的争论，但是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角度出发，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注意提升无重量的第三产业的比例。像上海这样的枢纽型大城市，特别需要使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更快一些，比如至少不能低于上海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对于那些高层次的知识型第三产业，它们既是减物质化的高增值产业，又是世界级城市的支柱性产业，上海无论花多大的力气去予以推进都不为过。其次，我们需要对高消耗、高排放的第二产业进行减物质化的改造和提升，在第二产业中提倡发展具有清洁生产、生态工业性质的行业和企业。例如，上海的经济增长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强烈地依赖于第二产业，但我们在关注降低工业进入上海大都市区的“商务成本”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降低上海制造业发展的“物质消耗以及污染成本”。此外，我们还应该大力发展对生产和消费后的废弃物进行再加工利用的所谓“静脉产业”，将原来的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转化为经济活动的动力。

　　(2)通过新型城市化，从城乡空间中挖掘提高资源生产率的中观潜力。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要立足于走节地、节能、节水、节材以及在空间上紧凑扩展的发展道路。如果未来的20至30年间，我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围绕具有区域中心意义的大都市，发展若干个相对紧凑的城市区域（大都市带），这些大都市带或者城市区域加起来能够吸纳中国将近4—6亿左右的人口，那么中国就可以用相对有效的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基本实现城市化。另一方面，在城市建设中要注意发展两类具有减物质化意义的生态聚集空间。一是要发展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物质流能够闭路循环的生态型产业园区，发展具有集中提供能源、水、材料以及污染处理能力的产业集群；二是要发展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物质消耗和废物排放为特征的生态型居住园区。前者使一个企业的废物排放成为另一个企业的生产原料，从而有利于实现生产系统的减物质化和减污染化；后者通过自然化的设计降低了居民社区的能源、用水、土地等消耗并能回收利用生活废水、生活垃圾等所谓废弃物，从而有利于实现生活系统的减物质化和减污染化。

　　(3)通过新型现代化或者可持续消费，从产品功能上挖掘提高资源生产率的微观潜力。一是要鼓励生产和使用具有耐用性质的生活用品和城市设施。用性能好、持久性的产品取代质量差、一次性的产品，就是延长了物质为社会服务的时间。以“用完就扔”为特征的一次性用品大量泛滥，是强物质化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大幅度地减少对一次性用品的依赖。二是要鼓励和使用具有共同享用性质的生活用品和城市设施。在城市公共领域对私人化用品的过多依赖是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减物质化的。事实上，新型现代化意味着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它要求社会从关注物质的占有转移到更多地关注物质的功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社会以高生产、高消费、高开采和高排放来实现现代化的模式。

　　从技术与体制两个方面提高资源生产率

　　对于“怎么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涉及到科技和体制在提高资源生产率中的作用。当我们把C模式的发展目标细化到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城市模式中去，以推进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以及新型现代化时，特别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整合来提高这些发展领域的资源生产率。

　　（1）在科技层面，需要技术性改进和结构性改进同时并举来提高资源生产率。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科技创新一般有四个阶段或四种方式。第一阶段是“过程创新”，即更合理地生产同一种产品。例如，原材料的变更和钢的连续浇铸，或者说采用更清洁的生产技术。一般而论，这种技术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倍数2的资源生产率。第二阶段是“产品创新”，即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同样的或同价值的产品。例如，用轻便型小汽车取代传统型小汽车，用晶体管收音机代替电子管收音机。这种技术创新包括提高部件的性能、提高再生循环率、改善拆卸性和提高部件的再利用性能等。一般而论，其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倍数5的资源生产率。第三阶段是“产品替代”，这一个阶段是产品概念的变革和功能开发，即向社会提供用途相同但种类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例如，从用纸交流变为采用E-mail，用公交车代替私家车，一般而言是采用替代型的产品。这种技术可以提高倍数10的资源生产率。第四阶段是“系统创新”，这一个阶段是革新社会系统，追求结构和组织的变革。例如，租用而不是购买冲浪板，更合理地调度交通，一般而言是实现产品经济到功能经济的转换。这类创新可以达到倍数20的资源生产率。上述情况中，前两种方式属于一般性的技术改进，后两种方式属于系统性的结构改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更多地关注“产品替代”和“系统革新”这样两种结构改进方式，沿着这个方向培育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这样，才真正有可能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上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2）在制度层面，需要行政性推进与体系性推进同时并举来提高资源生产率。当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践往往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忽视从制度层面系统地解决问题。政府代替市场制定了很漂亮的循环经济规划或者资源节约规划，但却难以被市场和社会接受。因此，我国发展基于资源生产率提高的C模式，需要从以往的政府单一主体方式，转变到依靠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联动机制上来。具体地说，按照世界银行推荐的政策矩阵，在推进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既需要通过制定标准、严格法规来强化和改善政府对资源和环境的管制型管理；也需要通过创造市尝利用市场来实现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管理和环境管理；更需要通过信息公布、公众参与来激励资源管理和环境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把这三类政策与经济过程中的输入、处理和输出三个物质流环节结合起来，就可以系统地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生产率，实现C模式下的经济社会目标和资源环境目标。（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诸大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