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拿什么来打击“号贩子”？

　　昨天，卫生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中医药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专项执法行动。对“号贩子”、“医托”活动频繁的医疗机构，公安机关可根据需要设置警务工作室，依法打击处理扰乱医疗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10月9日《京华时报》）

　　对于活动猖獗的“医托”和“号贩子”，各大医院和警方没少联手整治过。但时至

　　很简单：一是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条文来遏制“医托”和“号贩子”，即便抓住了号贩子，由于涉及金额不够大，派出所也只能对“号贩子”进行批评教育、罚款等，情节严重的，最多关个十天半月也就放出来了；二是预防和打击“号贩子”的手段相对滞后，在“倒号”与“反倒号”的反复较量中，“号贩子”越来越精明了，他们开始采取用砖头、塑料袋站队或者雇人排队的方式来攫劝专家号”，而警方仍在坚持传统的“猫抓老鼠”方式，抓住的只是极少一部分。权衡过暴利与轻微的惩罚之后，“号贩子”即便有过被拘留的教训，依然会选择铤而走险，重操旧业。

　　如此看来，在缺少完善的法律依据、缺乏完备的行业制度的情况下，即便设置警务工作组又能如何呢？还不是放了抓、抓了放？这种“号贩子”屡打不死的现状，逼迫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要拿什么来打击“号贩子”？显然，法律和行业制度才是治本之策。

　　先说法律制度。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那么，比较而言，“倒号”的危害比“倒票”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为什么不像打击“倒票”一样，用法律予以规定呢？面对刑罚，“号贩子”再“倒号”的时候恐怕也会掂量掂量吧。

　　再说行业制度。2003年5月非典期间，北京市卫生局为严格管理病例出台了《关于医院看病实行实名制的紧急通知》，要求患者必须凭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身份证明，进行实名挂号。借鉴这一办法，医院如果实行实名制挂号受诊，从建病历、挂号、看并检查和取药，都不准改名；而目前由卫生部等四部门同意，即将在医疗机构设置的警务工作室再加强监察，及时救出挂号队列中的“号贩子”，恐怕二者结合起来，效果就要明显得多。

　　当然，立法打击“号贩子”和完善医疗体制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此之前，行政和司法机关对“号贩子”的打击还必须常抓不懈，尽量不给“号贩子”创造“再生”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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