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史]文美惠：翻译吉卜林，先过主题关

　　北大名师出高徒，女翻译家译介争议作家、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人物

　　文美惠，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小说的中国译者。

　　1931年生，湖北武汉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先后工作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主编论文集《超越传统的新起点》、《外国文学作品提要》（合作），编译《司各特研究》，译著小说有吉卜林《老虎！老虎７（合译）、《动物小说》、劳伦斯《狐》、司各特《高原的寡妇》、舒特《花衣吹笛人》等。

　　绿色的植物让文美惠的家平添了许多生气，她翻译的吉卜林的小说中也不缺这样的生气。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记者手记

　　文美惠老师自从1999年患了眼疾之后便无法正常看书了，翻译、研究工作更加无法继续，尤其像她，对万事都特别认真，在翻译作品之前要查阅大量的资料，甚至到国外去买历史辞典。

　　现在仍然有不少出版社找上门来想请文美惠翻译，但如果不能够步步到位地完成翻译，她宁可选择在家听听音乐、看看电视。不过令人吃惊的是，她最爱看的竟然是类似《重案六组》那种侦查类的电视剧。

　　她和她的先生林洪亮经常为了一个词语、一个句子如何翻译，在家里斟酌并讨论很久。林洪亮最清楚文美惠为翻译吉卜林的小说花费了多少力气，他认为文美惠的译笔并不华丽，但是优美。

　　林洪亮本人是我们国家的一位“珍媳翻译家，曾经得到过波兰最高荣誉勋章。而国内从事波兰文学翻译与研究的专家只有几个人，甚至只在北京有波兰文的文学研究，其实也就是三个已经过了70岁退休在家的老先生，现在学波兰语的人本来就少，学的人也很少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这种濒危的状况在翻译界太普遍了，以至于我几乎可以从每一位先生那儿听到对未来文学翻译表示的担忧，先生们也通通都是无奈而习以为常。

　　考上北大更想读军校

　　我在重庆的南开中学念书时，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当时父亲还在盐务局工作。盐务局的子弟如果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学费就可以借款，我于是拼命地念书。其实，那个时候因为通货膨胀得太厉害，借的学费相当于不用还。

　　在我17岁的时候，我到了武汉。在武汉我参加了全国统考，考了好几个学校，其中一个志愿是北大西语系。

　　我从初中一年级才开始学英文，但我英文学得不费力，因为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她的父亲是华侨，经常给女儿带回来很多英文杂志，这些杂志对我学英文很有益处。

　　但是，我不是很想去上北大，我想上华中干部大学，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向往参军，我的姐姐也参加了部队的文工团。后来家里人说：“你太小，你还要继续学习。”我才听从他们的意见去了北大。

　　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路上一共走了三天三夜。因为经过那些年的大战，黄河桥已经很不结实了。现在过黄河桥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记得当时火车上的人被要求全部从车上下来，在郑州待了一天，后来上车之后也花了几个小时才过桥，火车得慢慢地走，走得稍微快一点，桥就好像要塌了一样。

　　朱光潜上课“客气”得不得了

　　北大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空、很大、社团很多。因为身体健康的很多都南下了，不能去的人里有好多都是“肺健会”的———那时候得肺病的人不少。当时俄语系非常强大，学英语的人不多，因为被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尤其是到了抗美援朝时期，在运动中一些老师都受到批判。

　　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很有名，譬如朱光潜、卞之琳、潘家洵、冯至……其中有的老师是在1949年之后特意从国外赶回来。老师之中学英文的多，学俄文的少。有的老师本来是学英文的，听说俄语系缺老师，就去自学了俄文来教导学生。后来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坏了，就又回到英语系教英语。

　　那些老师都特别有大家风范。其中教我们翻译的是潘家洵，他发明了一种理论：给学生打分是“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他说如果你功课很不好，我就给你打分打得更低；如果你成绩好，我就给你打分打得更高。后来学生还因此批判了他———我们说你为什么要给人家增减分数，人家该得多少分就是多少分。对此，我们后来都感到很遗憾，很抱歉。

　　朱光潜给我们上英文讲读课，他上课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学生都“客气”得不得了，比如他点人回答问题：“MissWen，请你起来，把这句讲给我听。”讲不出来，不要紧，你站在那儿，他再点下一个人，等到有人答对了，他才恍然大悟一样地对你说：“你还站着啊，快请坐，快请坐１他是非常温和的，但同学都很老实，他不叫你坐就不敢坐下来。

　　我感到很幸福的是，这批最好的学者都是尽心尽力地教导我们，尽管有些人挨批，但他们对学生总是非常和蔼可亲。

　　为杨绛《堂·吉诃德》译本写序

　　我毕业之后原先是被分配到了人民大学，但我很想从事文学研究，正好我在北大的好多老师都调到了社科院（当时还称之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我也就找机会去了那里从事研究工作。

　　“亚非拉革命”兴起的时候，兴起了一阵学拉丁美洲语言的高潮，我们外文所也有很多人想学。外文所分来了一两个大学生，教我们学西班牙语。学了一年多一点点，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知识分子都下乡去滚一身泥巴”，我们到延庆种地去了。

　　半年之后我们回到北京，教西班牙语的大学生、《世界文学》杂志社里一个自学了一点西班牙语的编辑与我一起组成了一个“拉丁美洲筹备组”，所谓筹备组的意思并非正式的研究室。

　　社科院的研究人员的工作主要分两块，一块是做研究然后结集出书，另外就是在报刊上写文章。到197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报刊上登载文章，突然看到登了一篇社科院的人的文章（好像是柳鸣九写的），大家都很兴奋，以为曙光来了。结果是空欢喜一场，听说姚文元下命令说：“图书馆不许借书给社科院，报刊不许刊登社科院的人的文章。”1978年前后，我们才开始从事业务工作。所里分配我写《堂·吉诃德》的序言，我读的是英文的《堂·吉诃德》。本来序言应该是由译者杨绛自己来写，但因为种种原因，外文所派了很多年轻人去承担原来是由老先生来做的任务，有些人拒绝了，我糊里糊涂地就应承了下来。不过那篇《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后来并没有成为书的序言，刊登在了《文学评论》上。

　　后来，《人民中国》（现在的《今日中国》，是一本面向世界的画报）的一个编辑找到我，请我写一篇杨绛的访问记。因为《堂·吉诃德》出版之后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大家都很想知道杨绛这样一个搞英文与法文的人怎么又突然转到了西班牙文？

　　杨绛对年轻人很好，我所知道的是，杨绛翻译《堂·吉诃德》时，英美文学研究室的人给予了帮助，有些年轻研究人员还帮她抄写过稿子。我去采访杨绛，记得很清楚的是，杨绛告诉我说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停地学西班牙文，在家里一边洗脚，一边嘴里还在念叨西班牙语。

　　杨绛译的《堂·吉诃德》是文革以后的第一个译本，现在这本书有了很多译本，有的人说她翻译得不好，我觉得，实际上杨绛的翻译方法是很难学习的，你看了这本书之后中文水平会提高，她把句子都打破了融会贯通，你会觉得像是中国人在说话，越看越会觉得有意思。

　　翻译吉卜林看主题选作品

　　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金子信找到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约稿，我们2个月就给他出了一套外国短篇小说选，没多久又出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集和四大本的文学作品提要。因为大家10多年都没有工作了，工作热情极其高涨，他提出什么要求、想出什么书大家都支持，而且效率出乎意料地高。

　　金子信想出一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丛书，我们一起商量选题的时候，觉得应该每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选一本书出版，尤其是把最早得奖作家的书当作第一卷推出，其中吉卜林就是英国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但是过了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出了译文等好几个出版社，译文与上海文艺出版社“打官司”，因为上海文艺一般是出版中国人写的书，而翻译的书应该是由译文出版，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系列丛书应该由译文来出。

　　就这样，那套诺贝尔文学奖丛书的计划就搁浅了。

　　过了不久，漓江出版社的刘硕良来找我们，也是约译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我们一篇一篇地商量选题，吉卜林的代表作其实是一部名为《基姆》的长篇小说，但男主角基姆为情报部门工作，有间谍的嫌疑，这样一个长篇小说不太合适在当时译介。因此，我主要还是翻译他的短篇小说。

　　翻译绝不是一气呵成的，我翻译吉卜林的小说费的力气三倍于其他译作。吉卜林写的关于印度丛林的小说，对于我来说好比一个陌生的世界。书中有很多语言属于印度方言，查很多字典和资料也不见得查得到。

　　翻译他的小说时我查了大量的资料。吉卜林从小被灌输的思想就带有“帝国主义色彩”，人不太可能脱离他出生与成长的环境，他还担心英帝国主义走下坡路，十分讨厌颓废派和自由派，他给社会的建议就是“好好干”。

　　吉卜林在前苏联受欢迎的程度超过狄更斯，他的书在苏联销量超过1000万册，但是中国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帝国主义鼓吹者。到现在为止，吉卜林也还是国际上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一方面他的确吹捧大英帝国，一方面他写了不少好的作品。我在选择他的短篇小说时，着重翻译那些描写下层印度人民苦难的篇章，而那些流露出高傲与扩张思想的作品就不选了。

　　吉卜林是一个艺术手法很多样的作家。他的《丛林故事》可以说是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小说集之一，但是在中国，吉卜林的诗歌、长篇小说、部分短篇小说以及他的自传、游记翻译得不多，愿今后能有年轻人不怕艰苦，翻译更多他的作品。

　　口述：文美惠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