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留守”还是“大撒把”

　　1992年夏钢导演《大撒把》，胡雪杨执导《留守女士》展现90年代初“出国热”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第245期

　　由冯小刚、郑晓龙编剧的《大撒把》无疑是夏钢都市电影的成熟之作，深受“出国潮”震动的男女留守者走到一起，京味电影独特的幽默自嘲和成熟豁达给了“留守者”以温

　　葛优、徐帆主演的《大撒把》无疑是夏钢都市电影的成熟之作，京味电影独特的幽默自嘲和成熟豁达给了“留守者”以温暖的怀抱。

　　《留守女士》讲述的也是都市留守男女的情感纠葛。

　　夏钢：《大撒把》来源于编剧亲身感受

　　《大撒把》的故事来源是编剧之一郑晓龙的亲身感受，当时他的妻子就不顾他的反对而执意出国，郑晓龙成了“留守男士”中的一员。

　　《大撒把》几乎夭折

　　由于王朔比较有经验，所以他写得很快。冯小刚急得天天往王朔的房间跑，看王朔又写了多少字。等剧本好不容易弄出来，上海此时却出来了一部《留守女士》，这使得《大撒把》几乎夭折，北影厂已经决定放弃拍摄。这时要不是因为我的太太梦珠天天去厂里磨，《大撒把》日后的开机根本就是一个梦。可以说，没有梦珠，就没有《大撒把》。

　　开机时《留守女士》在开罗得奖的消息便传了过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全组人的士气。整个拍摄过程十分顺利，大家的合作气氛也很融洽。剧中有一场戏是要拍爆竹，但是当时北京找不到那么多鞭炮，于是我就决定在1992年的除夕之夜，带领全组人到北京贵宾楼顶拍摄真实场面，当时的激动叫很多人至今难忘。

　　冯小刚被我榨干

　　我拍戏习惯将剧本做得细致到精确，于是那段日子冯小刚基本是被我逼疯了。

　　有一次我要求冯小刚给我加3场戏，因为我发现剧本里老是葛优的状态太单调了，我要加入一些新鲜感，比如只能在全片出现一次却能让观众记住的面孔。冯小刚为此被我关了三天，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场戏就是这样出来的。等冯小刚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对我说，他再也写不出来了，我已经把他榨干了。

　　看好从未担任过男主角的葛优

　　《大撒把》在演员选择上也是经过反复定夺的。当时已颇有名气的冯巩十分想出演这个角色，还承诺可以给我拉来150万元的投资。但是我最后还是看好了从未担任过男主角的葛优。我告诉葛优，这片子如果你自己乐就坏了，我要的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故事把观众逗乐，而且乐完之后还会心酸。葛优以往的喜剧形象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他还是胜任了这个角色，而且夺得了当年金鸡影帝。

　　间接促成了徐帆和冯小刚日后的爱情

　　有意思的是，女主角徐帆也是第一次演女一号，她是我的夫人梦珠的父亲介绍过来的。冯小刚那个时候还不了解徐帆，他在私底下曾偷偷地问过我，“徐帆行吗？我觉得蒋雯丽更好。”但是蒋雯丽当时因为面临毕业分配的事来不了。

　　小刚又说“我觉得宋丹丹也行。”但是我觉得她当时的小品表演痕迹太重了。于是在经过几次试戏之后，我发觉徐帆是一个塑造性很强很有潜力的演员，当时就拍板了。

　　《大撒把》最终获得了当年金鸡奖的五项提名，但是徐帆却输给了《秋菊打官司》中的巩俐。不过这也间接促成了徐帆和冯小刚日后的爱情，因为冯小刚也没有获得“最佳编剧”的奖项，所以两个失落的人便在同病相怜中有了更多的交流。

　　口述：夏钢

　　采写：本报记者孙琳琳

　　胡雪杨：《留守女士》直指人的“欲望”

　　85届的这批人毕业了

　　应该说1989年是北京电影学院继1982年“78班”毕业之后的又一个丰收年，我的同学张元、王小帅、娄烨、路学长、刘冰鉴、唐大年、李继贤等都是这年毕业的。

　　我们毕业那年没有分配都留在学校，待到了1990年年初逐渐分开。

　　1989年快毕业的时候，我在校期间拍摄的片子《童年往事》挺意外地获得了美国奥斯卡电影学院电影节的金奖，那个片子算是有版权分配的学生作品，拍摄的一半钱是学校拿，另一半找的投资，53分钟，虽然现在看起来技法上感觉比较粗糙，但我至今记得我的老师韩小磊当时说过的话“我们不在乎这部影片是否会得奖，但希望人们知道中国的大学生电影有他们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应该说这句话对我的电影创作非常重要，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动。后来我再拍的《牵牛花》其实就是《童年往事》的“续篇”，应该说有很多相似的情感在里面。

　　毕业后成了“留守男士”

　　1990年年初我回到上海，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

　　我做过孙道临和石蜀君两位导演两部片子的场记，后来就直接做了导演，而且是独立执导。当年在沪上也正上演着《留守女士》的话剧，电影是和话剧同时进行的，厂里给了我《留守女士》的剧本，我觉得本子看起来还不错，就想拍这个了。

　　1987年我哥哥去美国了，毕业的那年我的父亲去世，1991年我的妹妹也出国了，不久后妈妈也被接到国外，当时我就是一个人在上海，开玩笑说成了“留守男士”，当时很年轻也不觉得什么，而且那是“出国潮”最猛烈的时候，但我对出国却提不起兴趣。其实对这个本子感兴趣并不是因为它反映的“出国潮”，而是含在里面的对年轻的都市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心态的探讨，我认为这才是我要用电影表述的“核”。

　　和《大撒把》没有可比性

　　我觉得在《留守女士》中尝试更多的是在风格和电影语言上，有人会觉得这部影片为了艺术追求陷入近似孤芳自赏的境地，但我现在回过头再拿出来看，会感觉“这是我拍的吗？”的确有很多“较劲”的地方，但是那种敏锐的气息是现在不可能再有的了，它在那部影片中弥漫。

　　提到《大撒把》同时涉及到“出国潮”背景下的“留守”族，我认为两部影片真的是不一样，或者说没有相似的可比性，当然评论对两部影片的态度也很不一样。

　　当年初出茅庐去开罗参加国际电影节连一张海报和宣传册都没有，后来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演之后才引起了一些重视。《留守女士》能够感觉到“欲望”，这在后来我拍的《湮没的青春》中更充分地表达了，那一个时期应该是最有电影热忱的一段时间。

　　其实被后来研究者所提到的“第六代宣言”，是在1992年第十一期《电影故事》上说起的，就是我们在校期间拍摄《童年往事》时提到的“89届5个班的同学是中国电影的第六代工作者”。应该说当年的年少轻狂和自信，是我们同学中都拥有的，后来实践发现并不拥有整体性，还是比较个人的东西多一些。

　　口述：胡雪杨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电影笔记

　　最后的梦想者

　　吴文光为他在1990年拍摄完成的纪录片《流浪北京》后面加上了一个注解：最后的梦想者！片子中的五位自由艺术家生活在1980年代末的北京，出生在梦想浸透过的60年代。他们或放弃老家的工作，或毕业后留在北京，以他们自己认为的艺术身份，实现艺术的梦想。对于这部在现在看来已显“简陋”的纪录片，如今仍有许多切割面可以细读，其中的一个切割面吴文光给出了一个小标题：出国之路。这后来引出了他的另一部纪录片《四海为家》。

　　其实提到这部纪录片有些“借题发挥”，他所定位的“梦想者”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今天看来已经陌生的属于那个时代的“真实”。

　　说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出国热”，其实现在看来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某种真实的需求为载体，而是为理想而流浪的“乌托邦精神”。1992年当夏钢筹拍《大撒把》、胡雪杨已经完成《留守女士》的时候，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一封大学生来信，就“我该怎样选择生活”提出一系列非常实在的人生问题：“现代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撒旦，因为这太卑鄙。有没有既不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快乐的道路可走？”这个命题现在听来都是如此“心悸”。

　　在《大撒把》、《留守女士》中看到的深受“出国热”震动的男男女女如果还是有一些矫情和雕饰的话，处在“天堂”和“地狱”之中的“北京人”王起明在纽约的故事无疑更牵动人心，《大撒把》的编剧冯小刚和郑晓龙作为《北京人在纽约》的导演把“留守”和“出国”的故事讲了个完整，在1994年引起荧幕收视热潮的同时，也为这一波“出国热”画了个句号。

　　记得吴文光提到《流浪北京》时说：“我和片子里的人物有过类似的生活，希望过也失望过，痛苦过也快乐过，幼稚过也疯狂过。这部片子完成之后，整个八十年代这一页已被翻过。对于一些中国青年来说，也许是一种浪漫的梦想主义时代的结束。进入到九十年代完全是另一种面目，即便是《流浪北京》里的人物，他们操行的‘艺术人生’也可能会变成‘人生艺术’。”5年之后，在吴文光的《四海为家》里，片中小标题写着他们定居的国名：家在中国，家在法国，家在意大利，家在奥地利，家在美国。《流浪北京》到《四海为家》的过程里，想过好的物质生活，曾经拥有目标和理想，所谓追求生命意义的出国者，一切棱角和孤异都被抹平了。“最后的梦想者”也在“世界”的怀抱中失落了什么。□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