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学型教授”名至实归

　　武汉大学新近出台规定，对于教学效果优秀，教学成绩特别突出且任副教授5年以上者，只要其近5年在本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篇（其中教学论文2篇），就有资格升任“教学型教授”。为了给教学一线教师创造晋升“教学型教授”的条件，该校还规定，教学一线教师每工作5年可享受一次“学术假”，用于到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科研、进修学习或著书立说等活动（见10月10日《长江日报》）。

　　如果我们说学习型学生、临床型医生、操作型工人等等等等，也许会让人哑然失笑；但是当我从报上看到“教学型教授”时，却怎么也笑不起来，反而要为我们的大学生庆幸。我们固然知道，高校是靠教学和科研两条腿走路的，但是在过去的制度设计中，我们的高校似乎更为看重科研成果，更青睐于高级科研人才。于是就出现了可悲的宴才宏现象——生前供职于上海交大的宴才宏之优秀自不待言。尽管他讲课时不用课本和教学参考书就能把原本枯燥的电路课讲得生动丰富，被学生誉为“魔电”，使课堂几乎场场爆满；尽管他淡泊名利，把为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作为毕生乐趣，但是至死却连个副教授也没能评上。现在武汉大学出台了这样的制度，相信对于教学一线的教师不啻是福音了。

　　但是笔者以为评寻教学型教授”，在科研方面的要求似乎还可以更降低一些。我们的高校当然需要拥有较强的科研实力，但其主要任务还是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假如我们的教授倾注毕生精力于科研上，而对于课堂教学则无心恋战甚或是敷衍马虎，那么他无论科研成果多么突出，对于我们的大学生们来说也未必有多么值得荣耀。他们如果不在课堂教学上像宴才宏一样尽职尽责尽善尽美，那么他们科研中所激发的科学和人文的创造薪火也未必能有效地传递到大学生们身上。比之教学一线的教师，从事科研的教授们又是争项目，又是争经费，可谓名利双收了；那么为什么对于我们的教学型人才却硬要套上科研成果（论文）的框框呢？其实是否发表论文，除了与我们的老师的治学水平有关外，我看还与老师个人的治学风格、治学倾向有关，如果我们的老师认定发表论文除非有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发现才算必要，否则就懒得去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现在我们一些教授的论文未必就有多么了不起的创见），那么是不是他教学再突出，在课堂上有再多的创造，也只能重蹈宴才宏的覆辙呢？

　　所谓科研成果，其目的无非是考察一位教师的创造性能力，那么如果我们的教师在课堂上创造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视而不见呢，有什么理由不到课堂上去考察考察呢。

　　(稿源：红网)

　　(作者：严辉文)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