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说得过去的“答卷”（述评）

　　本报驻德国记者

　　德国大选之后一度混沌不清的权力结构终于在10月10日得到澄清。德国政坛上的两个主要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它在巴伐利亚州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合称联盟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经过3个星期的闭门谈判之后，于昨天就两大党联合政府的权力分配达成协议。德国大联合政府即将诞生。根据两党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基民盟主席安格拉

　　大选之后由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两大党所得选票相差无几的情况，从理论上可以由两大党三小党进行多种排列组合，从而组成在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席位的稳定的政府。但是在现实政治中，由于自由民主党拒不与社会民主党联合，左翼—民主社会主义党被所有其他政党拒之门外，绿党的基本政治信念与联盟党相去甚远，因而实际上只剩下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这一种可能性。在德国战后的历史上，大联合政府已有先例。1966年至1969年，两大党曾组成以库尔特·基辛格为总理、维利·勃兰特为副总理的大联合政府。

　　其实两大党对于这种前景都心知肚明。从大选后两大党都没有认真地与另3个小党分别探询联合执政的可能性就可以猜出两大党的意图。尽管施罗德最初态度强硬，坚持由他担任未来的大联合政府领导人，但是人们都知道，毕竟联盟党所获选票比社民党多出45万张，在议会中得到226席席位，比社民党多出4席，差距虽然不大，但终究是德国第一大党。在这种情况下，施罗德留任总理显然缺乏有说服力的根据。但社民党坚持打出这张牌与联盟党较量，是一种争取有利于自己的谈判结果的政治策略。也就是说，社民党不甘于在联合政府中当烘托联盟党这个主角的配角，而是想与联盟党平起平坐。换言之，社会民主党要用施罗德这张牌换取联盟党最大限度的让步。社民党的有利之处在于，施罗德是迄今为止少有的能在执政后期还能获得其政党拥护的总理。在国际上曾享有很高声望的施密特和科尔当时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在西方议会多党政治中，妥协就是政治的艺术，并未领先社民党多少的联盟党只能接受这种结果。从另一方面说，两个大党虽然看上去为权力分配，尤其是总理人选争夺激烈，但最后达成协议，避免了政治混乱或出现如欧洲舆论所形容的“政局意大利化”的局面，说明两个大党中理智和责任感终究占了上风，给选民们交出了一份说得过去的“答卷”。

　　此间舆论指出，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为这个妥协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平分秋色的局面迫使默克尔在新的大联合政府中的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上，都必须照顾到社民党的立场。从部长席位的分配上不难看出，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诸如健康、就业等政府部门都在社民党手中，以“小人物”代表自居的社会民主党在未来的大联合政府中不会轻易向联盟党让步。这当然增加了默克尔执政的难度。《柏林日报》称新总理是“被拔光了毛”的总理，《法兰克福汇报》认为联盟党付出了高昂代价，却只得到了一半的权力，因此，这个政府的行动余地是有限的。这些言论显然不无道理。

　　两党将于下星期开始就执政纲领展开谈判。迄今3个星期的谈判仅仅谈出了一个权力架构。两党为期一个月的执政纲领的谈判能谈出什么结果，现在尚无法预测。客观地说，尽管竞选活动中两党攻讦激烈，似乎水火难容，但其政策的区别并不很大。两党都不讳言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改革，都强调国家财政赤字问题必须解决，争的只是一个改革的幅度和改革的方式方法。在这些方面，不仅两党，而且在社会上也存在广泛的共识。

　　默克尔领导的大联合政府最需要做的不在于改革些什么，而在于必须使德国具备自我改革、继续前进的能力，必须创造人民对政府、对自己的能力的新的信任。德国大选不上不下的结局表明，犹豫、彷徨、迟疑、担心，是德国当前的病根。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不久前将这种现象称为“德国式的恐惧”。瑞士的《新苏黎世报》在一篇社论中中肯地指出，德国1966年至1969年的大联合政府超越党派界限成功地缓解了当时同样紧迫的经济和财政危机，默克尔如能做到这一点，就完成了使命。《柏林日报》说得好，大联合政府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不在于总理人选，而在于“双方不知道他们应该怎样合作”。

　　（本报柏林10月11日电）

　　《人民日报》 (2005年10月12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