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治校可堪冀望？

　　南方时评

　　迅之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教化，具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即一切的评判标准基于道德。道德无处不在。明朝就是道德治国的典型例子，借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的大意言

　　礼治在中国到底是有传统的，以前是“礼失求诸野”，现在则逐渐衍变成“礼失求大学”。在社会风气颇有渐失“仁义礼智信”味道的时候，也许正如某些道德人士所说，要谨防“高校这片最后的净土”被侵染。也许毕竟只是也许，该侵染的早就侵染掉了，防范固然是必须，但如果不具备操作性，礼法之治难免有成为画饼的可能。

　　于是，这礼法之治便在现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引起了争议。在最近刚刚颁布的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新校规上，非法同居、以谈恋爱为名玩弄异性、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等“道德”问题均被不约而同地写入，并制定了相关的处分措施(见昨日《南方都市报》)。结果，此事在网络上惹起轩然大波，形成了支持与反对的两大阵营。

　　我一方面觉得高等学府确实需要“道德约束”，一个有道德的象牙塔总比一个“礼乐崩坏”的充满原生态规则的所谓伊甸园要好。可惜，大学毕竟不是修道院，中世纪的禁欲法则也多次被历史验证为荒谬。因为越是禁欲，人们私底下的欲望便越是膨胀，官方话语又怎能阻挡得住民间智慧层出不穷的反戈？

　　要想令制订出来的道德规则果真奏效，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接受环境，并把礼法植根于人的内心深处。这种事情，儒教学者们多次干过。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提出要“破心中贼”，冀望造就人们接受礼法的心理基础，并且辅之以《烈女传》、《二十四孝》等宣传图册以及四处皆见的贞洁牌坊。其结果呢？固然培养出了一批接受礼法的典型人物，但原本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儒学却越走越窄，终在帝国残阳的时候陷入没落，而秦淮河边的歌声依旧。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均是当代史。把道德写进校规里面，其实差不多算是礼法治校了，如果能因此而换来学校崭新的面貌，还学校一个清静，于道德家们而言，自然是善莫大焉。可是，只要在法律许可范围之内，州官能放火，百姓又安能不可点灯？古代讲“礼”，结果成了“礼法”，现代讲道德，如果也弄成“道德法”，那命运是否会和“礼法”一样呢？

　　依此看来，道德的事情还是应用道德的话语来解决，所谓“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