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唱新翻杨柳枝”(下)

　　“齐鲁四大教育家”

　　从1901年山东大学堂设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短短的十年间，济南的新式教育发展迅猛，成了山东省的教育中心。在此期间，山东省培养了上千名中高等学校毕业生，这些人绝大部分又被充实到各类学校中，成为新式教育的铺路人。到了民国初年，这批人成为济南乃至山东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其中，范明枢、鞠思敏、于明信、王祝晨四人最为有名

　　范明枢(1866～1947年)，名炳辰，字明枢，山东泰安人。1903年考入山东师范学堂，1905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学习师范教育。回国后先在泰安从事教育活动，后在济南创办模范小学，1919年受聘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监，1920年受聘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二师”)校长。他任二师校长达八年之久，为二师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范明枢认为，师范教育应以培养道德高尚、追求真理、学识渊博的教员为目的，于是，他定“真、善、美”为二师校训，并亲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与师生共勉。他尊重老师，爱护学生，自己一直坚持在学生食堂与学生共同进餐，在融洽的气氛中跟学生平等交流。

　　范明枢还坚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他初任二师校长之际，正是五四运动后中国学术思想较为活跃的时期，范明枢支持学生成立“黎明书社”，广泛读书。于是，《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和鲁迅、瞿秋白的著作在二师广为流传。同时，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等著名学者也应邀到二师演讲。1926年，共产党在二师校内组织学生演讲会，“二师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校内革命气氛非常浓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疯狂屠杀中共党员，二师的进步势力受到了迫害。因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范明枢愤然辞去了二师校长之职。抗日战争爆发后，年逾七旬的范明枢联合知识界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直到1947年病逝。

　　王祝晨(1882～1967年)，名世栋，字祝晨，山东齐河人。1903年就读济南校士馆，1905年被选入新成立的优等师范，1905年完成学业。辛亥革命后，王祝晨先供职省提学使司，参与全省教育普及计划的制定，后与刘冠三、鞠思敏等人共同创立私立正谊中学。

　　王祝晨抱着“教育救国”的理念从事教育活动。1915～1918年，他任省立二中校长，当时，二中校址狭小，设备简陋，学校管理松弛，学生违纪者甚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王祝晨四处奔走，一方面争取经费，扩建校舍，另一方面选聘优秀教员，提高教学质量。并实施从严治校。1922～1926年，王祝晨出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此任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大包围教育法”，即：“对学生的培养教育，采取大包围政策。所谓大包围者，是指学生在校之耳闻目染，无处不是教育之内容，无时不受文化之浇灌，促使一代青年从速成长。”为此，他请了一大批学者到校讲学，其中有沈尹默、周作人、陶行知、黄炎培、张伯苓等。

　　抗日战争期间，王祝晨随山东中等学校南下四川，任教于国立六中。抗战胜利后，他又返回济南，执教于济南一中和正谊中学。济南解放后，他出任济南一中校长，为济南一中的发展鞠躬尽瘁。1967年，王祝晨因病去世，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从袁世凯创办山东大学堂到季羡林在新育小学附近的工地上读闲书，这中间的跨度便是济南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总的来说，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济南的近代教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蓬勃发展的新式教育不仅增加了自然科学的内容，而且也比科举教育更加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季羡林当年看闲书便是其中的一例。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济南人顺应时代潮流，求新求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已经僵死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选择了开启心智、教人积极进取的新式教育模式。诚可谓“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郑连根 张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