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宪光
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研究，不仅要研究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也要研究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前者著作的理论意义在于对美学理论进行理性的探讨和学科建构，而后者在美学史上的地位首先是作家，他们以其旷世杰作深刻地影响着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其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则在于实现了中国现代审美文化、审美意识的艺术体现。
魏红珊的《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是在对郭沫若文学、文化生涯的全面把握的基础上，面对郭沫若的全部文化遗产，在这个文化巨人所涉猎的文学、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等多学科领域中，去提取郭沫若美学思想的精华。这种全面系统性，是她的一个重要研究特色和成果。本书中关于“历史考古与美学阐释”的论述，尤为引人注目。作者发现，郭沫若在《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中，就直接使用了“审美意识”这个概念。她以此作为郭沫若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研究中具有美学思考维度的依据，在郭沫若的大量史学论著中去体会和思考其美学思想，并从中总结出郭沫若的历史学研究的美学思考，是从把握青铜器的花纹、文饰等线的形式入手，从其所表现的审美意识去阐释器物的历史时代，进而揭示出中国造型艺术以线条的构造和流动为标志的美学特征。“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这是郭沫若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同时又是对中国艺术和美学特征的科学结论。我认为，在目前郭沫若美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中，惟有魏红珊才在郭沫若的历史学论著中去研究和发现其重要美学思想。这种思路和结论都应当是当下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的创新性成果。
这一方面的开拓，对于现在中国美学的研究尤其具有重要价值。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从学科的建构伊始，就受到西方美学大量、深层次的影响，言必称希腊，言必称康德的现象十分普遍。什么是中华美学的传统，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精华，什么是中国化美学的建设道路，等等，在20世纪中国学术较为西化的氛围中，都成为一些急需解决又令人困惑的问题。大家现在都有一种回到中华美学本土基点上的意识。当然，并不只是研究孔子、老庄美学思想，才是回归和研究中国美学。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中国现代美学意识、美学实践形态的发展，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和美学思想，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得到了近百年文学艺术实践的证实，它存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的实践之中。特别是这个新传统，是在中国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在对中国古旧传统改弦更张的新变中实现中国化艺术和美学现代化实践的成果。最近，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会长马识途面对当前国内文化状况，发出捍卫中华美学疆土的呼吁，是切中时弊的。我想本书所作的努力，在开拓郭沫若美学思想的新的研究视野时，也是在弘扬中华美学传统，特别是在发掘和捍卫现代中国美学新传统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成绩。
《人民日报》 (2005年10月13日 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