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耀忠
河南省豫剧一团排演的大型现代戏《红菊》根据周大新的小说《左朱雀右白虎》改编，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两个家庭、两代人，在日寇刀枪威逼下为保护民族文化瑰宝———汉画石刻，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视死如归的悲壮故事。该剧震撼我们心灵的，不止是一幕幕血染的历史，不止是我们民族遭受的凌辱和战争带来的沉痛灾难，而是在这场灵与肉的生死搏斗中，所闪现出的心灵之美、人性之美和人格之美，所展示出的对民族尊严、文化尊严和生命意义的深刻表达。
《红菊》在同类抗战题材中其艺术思维、艺术视角是独特的，它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军国主义，依仗自己的军事优势，贪婪地对中华民族实施的文化掠夺。《红菊》就是抓住了民族精神的内核———民族文化这条主线，向我们展开了一场掠夺与反掠夺、占有与反占有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场斗争又浓缩在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变化中，紧紧围绕着剧中人物的爱情的毁灭、家庭的毁灭、事业的毁灭、生命的毁灭这四个层面逐步展开。
《红菊》就是在编导设置的几个毁灭中，描绘出战争的残酷和无情，在残酷的历史背后，是民族精神、民族尊严和民族忧患意识的强化和张扬，是侵略者反人性的罪恶嘴脸的大暴露。同时，这种毁灭作为一种沉重的代价付出，换来了古汉墓和民族文化的幸存。况且，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这种毁灭是必然的，不可回避的。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中，才凸显出人的本质、人的灵魂、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才能传达出历史真实的声音和生命的赞歌。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先人的血肉之躯，造就了历史的不朽，造就了民族文化的辉煌。
《红菊》是悲壮的、深沉的，同时又是温情脉脉的。满台人物在日寇的屠刀下都一个个壮烈地倒下了，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一腔赤诚与坚韧，保住了地下的古汉墓，保住了民族的血脉，给敌人留下一个难解的“谜”。这种铁骨铮铮的刚强和悲壮，与全剧充盈的亲情、友情、爱情在风格上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编导巧妙地将两者和谐地统一于剧情中。在特定的残酷“情境”中，依然流动着相互间的关爱，流动着从血管里涌出的真情、激情和深情。父亲对女儿的厚爱、母亲对儿子的挚爱；学生对老师的敬爱，哥哥对妹妹的关爱，这些人世间最普通但又最珍贵的爱，渗透每一个情节，浸染每一句台词，注入每一个细节。战胜日寇靠的是正义的力量、民族的力量，同时靠的又是这种情感的力量，心灵的力量，爱的力量。因为这种情感由个人的、家庭的、事业的，已上升到民族的、时代的、民众的，它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代表，其内核是滚滚涛涛的爱国之情，已汇成了埋葬敌人的汪洋大海。《红菊》告诉我们：历史不容忘记，战争不再重演。
《人民日报》 (2005年10月13日 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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