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乐》：平民的北京，陌生的北京

　　1992年起宁瀛执导影片《找乐》《民警故事》，实践“纪实”电影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很多人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纪实主义在中国电影中的实践没有走彻底，没有真正走完它应走的全过程，所以是一锅“夹生饭”。

　　导演宁瀛完成于1992年的《找乐》和1995年的《民警故事》将“纪实主义”在中国电影中的实践往前推进了一步。

　　在对现实的态度上，宁瀛的影片更多表现出的是对现实本身的热爱之情，而非“批判现实主义”。它以一种豁达和包容化解失意和苦涩，在《找乐》以及《民警故事》中自始至终贯穿了一种平民精神，这两部影片与后来完成的《夏日暖洋洋》（2000）共同构成了宁瀛的“北京三部曲”。

　　宁瀛说，《找乐》本是一个悲剧，以为观众看完后即使不黯然泪下，也应该有凄凉的感觉，谁知道人们看的时候却从头笑到尾。

　　重新给自己找到生存环境

　　1987年我从国外回来，对西方社会已经有了一定了解感受之后，突然间对国内有特别深的留恋。当时正赶上出国热，很多人劝我保持自由的状态，可是我觉得，无所事事的感觉不对。后来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总算被分到北影导演室，每个礼拜到学习的时候真觉得幸福极了，总算成为集体中的一员了，这种描述不出的感觉对我触动至深。当然很快我又陷入到集体的忧虑、被人管的烦恼之中。

　　陈建功的《找乐》写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初看到小说是八十年代末我刚刚回国，我对当时的中国现状有一种怀旧的认同和感动，并为小说中作者对人的爱而感动。后来由于拍摄经费难以落实，一直到1992年才终于找到资金完成了《找乐》的拍摄。老韩头从京剧院看大门岗位上光荣退休后，无所事事，热衷于组织老年京剧活动站，结果由于摆脱不了他的局限，使得一个本来应该回归到自由状态的老人又重新回到一个人为设置的禁锢中，最后活动站解散了，老韩头才发现他已经离不开这个新的集体。

　　老韩头为什么非要弄一个活动站？吵完架后为什么还是回到了集体？这位退休老人就像我刚从国外回来时一样，没有单位，完全可以是最自由的人时，却要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生存环境，重新把自己放到那些社会悲剧中去，重新再把自己放置在那些组织、规定纪律中，绝对自由、绝对理想的状态是没有的。

　　一部片子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可能我很早就开始学音乐的缘故，以至于我后来对任何一门文化艺术的接受都像接受音乐那样凭直觉，在一定技巧的基础上，然后就是纯感觉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一部片子是很自然而然形成的。我忘不了巴赞在《电影是什么？》中说过的那段话“在一个已经经受过，现在仍然经受着恐怖和仇恨困惑的世界中，几乎再也看不到对现实本身的热爱之情，现实只是作为象征，或者被否定，或者得到拥护。”我可以算巴赞的信徒，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证明，而是展示事物本身，展示它的独特性和含混性及它的摸棱两可性。我希望找一个最最简单的事，但在这个事件中能容纳多层的意义，所谓人生态度，也是由此自然流露的。

　　《找乐》是我一直认真地准备的一个悲剧，以为看完后不说让人黯然泪下，也应该有凄凉的感觉，人们看的时候却从头笑到尾。从而发现我自己有种幽默感，这可能跟风格是一回事，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当时拍老人，有人就说，老人可不是那么好摆弄的，后来选定《民警故事》，又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担心地说，你可要小心，民警可真不像老人那么好摆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训人训惯了，突然被一个女导演训斥那简直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

　　我可能是在做一些包括新现实主义导演内部都认为是新现实主义最高阶段的尝试（笑），他们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要摆脱剧情结构，能够让那些非专业演员的表演达到比专业演员毫不逊色的境地。

　　表现城市给我的陌生感

　　《找乐》是一帮老头在胡同里转悠，也就是步行。

　　《民警故事》是1995年的一群管片儿民警骑着自行车在工作。到了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感觉自行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速度要求了，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的镜头飞起来去囊括今天北京的变化，去囊括一个个体在今天巨变中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坐在出租车里对我的速度正合适，于是就有了《夏日暖洋洋》中一个麻木的出租车司机德子在感情生活上连续失恋的故事。原来的名字叫做《我爱北京》，这个名字没有被通过。

　　影片结尾时，一个因失恋而哭泣的女乘客问他：“师傅，你失过恋吗？”出租车司机德子突然陷入一种难言的困惑。我想写出我跟人物的惟一认同：我们正在和我们曾经认同的生活本身失恋，我们和周围的人、我们生活的整个北京城失恋了。

　　有句话，“时代的车轮在前进的时候总会忽略一些被撞倒的人”。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被撞倒的人。

　　我的影片可能更趋于一种主观的真实，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我们都在被撞倒、撞晕。

　　我虽然生长在北京，但当我对这座城市怀旧的情感发生动摇的时候，我只能在这座城市里寻找另类感，寻找陌生感。

　　我的影片与其说是纪录了今天的现实，不如说是表现了这座城市让我产生的陌生感。

　　口述：宁瀛

　　采写/整理：本报记者张悦（部分内容参考2001年北大宁瀛作品研讨会录音）

　　■电影笔记

　　静悄悄的影像革命者

　　《找乐》中起用了大量非职业演员。

　　2001年《夏日暖洋洋》在北大学术交流中心进行的那次见面会是我经验中最“锋利”的一次。当一位观众提出这部影片的电影语言比起王家卫的片子显得单调时，另一位观众站起来责问“为什么要和王家卫比？”还有人站起来说：“给你多少声音不单调？给你多少颜色不单调？给你多少情节不单调？”还有更多的人站起来……

　　宁瀛说：“拍完一次电影，我觉得我像是经历了一场灾难一样，我是灾难中活下来的人，我的作品是灾难中存活下来的几个碎片，所以我毫无遗憾地面对我的不从容和影片中的缺陷。”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交流就像宁瀛电影的感觉：不避锋芒的“狠”与豁达睿智的“真”。

　　但是仿佛这种众声喧哗并未让更多的人听到，或者因为它是散兵游勇，不参与到一个群体当中。法国《电影手册》的主编让·米歇尔·傅东在一篇《向宁瀛（中国）致敬》的文章中提出，“宁瀛并未参与变革，如同她实际上从未参与‘第五代’的活动，尽管她有权力成为其中一员”。我所认为的电影革命者，首先应当是独立的，闯破“代”与“代”的隔膜，不向任何一种声势或者倾向妥协，最重要的一点他（她）的作品没有可比性，也就是没有与之相似或相近的存在。《找乐》和《民警故事》是独属于宁瀛的“存在”。

　　在做过贝尔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和李少红的《银蛇谋杀案》两部影片的副导演后，宁瀛在1990年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名为《有人偏偏爱上我》，对此不甚了了，也没有听宁瀛说起过。她愿意承认的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找乐》，如影片的片名一样，宁瀛施予影片的态度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宽容”，同情的同时又保持理智，非专业演员、实景拍摄都只是外在的“真实”，创作态度上的真实，其实就是不带有任何成见地去看生活。就像人生境遇之中的无可规避、无可选择也无可奈何，矛盾永远不会获得最终解决，而只是得到缓解，留下一个“缺口”，然后情感像细水流那样从“缺口”中流过。

　　《找乐》、《民警故事》和《夏日暖洋洋》三部电影的拍摄时间正覆盖了北京骤变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不论从城市的外观到社会内部结构和人的价值观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宁瀛说：“我曾经熟悉的一切正在变得陌生，我爱过的人正在离我远去，我们经历的是一次失恋的过程。所以我把这三部电影称作‘我爱北京’三部曲。”□张悦

　　■人物

　　宁瀛

　　1959年10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1981年考取公费奖学金赴意大利留学。1985年至1987年在意大利导演贝尔托鲁奇的影片《末代皇帝》中任副导演。1987年毕业于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同年底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室。

　　1988年，任影片《银蛇谋杀案》（李少红导演）副导演。

　　1990年，独立执导电影《有人偏偏爱上我》。

　　1992年，导演兼联合编剧《找乐》。

　　1995年，编剧、导演、剪辑影片《民警故事》。

　　1996年，应意大利都灵市政府的邀请，为欧洲首脑会议在都灵召开拍摄纪录短片《都灵》。

　　1999年至2000年，执导电影《夏日暖洋洋》（又名《我爱北京》）。

　　2002年完成纪录片《希望之旅》。

　　获巴黎真实电影节大奖。

　　2005年完成影片《无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