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就学调查(图)

　　这是西郊一所对农民工子女比较照顾的小学。■文／图记者姚村社实习生严阿利周晓琴

　　特别提示

　　秋季开学已经1个多月了，然而，在都市的许多角落，仍有不少农民工子女在校园之外流落。因为人员庞大、流动性高，有关部门无法确切统计这些失学农民工子女的数量，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农民工子女就学依然“问题多多”。

　　失学者为数不少

　　走进南郊鑫泰园小区，记者见到了从早忙到晚的四川籍民工张小强（化名）。他身穿一件被水泥糊得有点脏的体恤，拖着一双沾满尘土的拖鞋，推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车上摇摇晃晃挂着做泥水活用的工具，车后座上架着大半袋水泥，后面还时不时探出一个小女孩的脑袋，这个女孩就是他的小女儿。已经开学一个月了，可这个来自四川绵阳农村的小女孩还没有走进课堂，依然漂泊在繁华都市的僻静角落。

　　从张小强浓重的“川腔”中，记者了解到，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今年13岁，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不愿意再上学，于是一年前就跟着他来西安帮忙。小女儿今年8岁，在四川老家上学，今年暑假来的西安，本想在西安上学，但由于来不及办理“五证”以及经济困难等原因就这样无奈地失学了。

　　来自陕南丹凤县的陈东东（化名）夫妇在西安纺织城收破烂已有8个年头了，虽然累点脏点，生活还能过得去，去年秋季，7岁的儿子陈胜利（化名）在东郊一家条件不太好的小学上了一年级。今年暑期，陈东东的老父不幸患上了肺癌。陈东东对父母一向孝顺，为给老父治病，陈东东与其他兄妹花光了自己的积蓄，陈东东还分别欠了6位一同在西安拣破烂的朋友200元~500元不等的外债。8月份，学生开学前夕，有好几个债主都直截了当地催还，弄得夫妇俩十分尴尬，凑来凑去，先给两个特别“棘手”的债主还了账。只是这样一来，陈东东手头就没有钱了，夫妇俩一咬牙：儿子休学一年，帮着收破烂，上学的事情等明年这个时候再说。就这样，8岁的陈胜利不得不离开了他心爱的校园。记者采访陈胜利时，这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的回答让人颇感心酸：“我爸说了，只要我好好跟着他和我妈干活，明年一定让我继续上学。”

　　其实，像陈胜利和小张师傅的女儿一样失学的农民工子女俯拾即是。在本市郊区“城中村”的许多小饭馆、菜市尝小区到处流动着这些没有上学的十来岁的孩子。在西八里村一村民的5层小楼上，租住在此的农民工中竟有6个8~15岁的孩子。他们中多半是“陪同”父母打工的，也有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是自己出来找事干的。小小年纪就远离校园，浪迹天涯，究竟原因何在？一是家境贫寒，交不起学杂费包括借读费等；二是居无定所，环境太差，学习常常被耽误，最终因学习跟不上而退学；三是来自农村，家庭境况不好，常遭部分城里同学的欺负和一些老师的白眼。真正自动放弃学业的孩子在记者的调查中并不多见。

　　学校也分“等级”

　　一边是繁花盛开、美丽如画的花园式校园，一边是校舍简陋、空荡冷清的校园，这就是城市孩子与农民工孩子就学条件的基本差别。

　　大概是自然法则的结果吧，学校居然也很自然地分出了“等级”。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环境好、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相应收费也较高的学校，多是城里家庭收入好的孩子就读地。相反，那些师资队伍参差不齐、教学环境较差、教学质量和升学率难以保证、收费也相应低廉的学校，也就成了农民工孩子的惟一选择。也有具备一定经济积累的农民工为了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受到良好的教育，不惜花钱硬往好学校挤。这些农民工认为，挣钱就是养家、供孩子学习，为了孩子宁愿多花钱，宁愿多吃苦。即便是这样，农民工孩子的入学还要被设置一个“门槛”——入学前必须接受专门的考试，成绩好方可，否则学校便不会收。

　　同为孩子，同在蓝天下，走进不同的小学校园时，记者的感触是不尽相同的。城里的孩子穿名牌、吃汉堡，玩高级遥控小汽车，学习用具不是“米奇”就是“西瓜太郎”，部分孩子上学放学还有家长用车接送。农村来的孩子穿着朴素，饭食简单，学习用品低档，缺少伙伴，基本没有人接送。有的在城里借读的农民工孩子在学校里“守规守矩”，下课了呆在教室不敢出去玩，上课了“埋头苦读”，甚至不敢看老师。个别家长反映，即使他们的小孩平时学习很好，如果有一次考试没有考到前几名，老师便很粗暴地向家长通报说孩子学习差了之类，有明显不屑的味道。这样不但搞得学生有压力，把家长也弄得很紧张。还有的家长反映，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常常受欺侮、遭歧视，自己有时也不愿孩子去这样的学校上学，可又无奈于“农民工子校”的师资条件。很多同龄的城里孩子对农村孩子也很是不理解。他们歧视这些孩子的穿着，瞧不起他们吃包子、煎饼，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会讲普通话，也不懂他们怎么就那么胆校

　　交借读费者近4成

　　今年秋季开学之前，我省规定，城乡公办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将全面实行“一费制”，规定对进城务工者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由务工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就近安排入学，免收借读费。不过此规定要真正落实起来并不容易，且不说学校方面会不会走样，光家长们必须提供的“五证”（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家长身份证明；父母双方在暂住地公安部门办理的暂住证明；原籍小学、初中开具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借读或转学申请和学籍档案证明；暂住地区县教育局的审查证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鉴订的期限为6个月以上的劳动合同）就不好办或者说划不来办。比如，原籍小学、初中开具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借读或转学申请和学籍档案证明，家长至少得回老家一趟，来去的路费、误工费等与借读费相差无几，许多家长都放弃了。在记者调查的30名农民工子女中，交借读费的有11名，接近40％。

　　来自陕南山阳县的农民韦某夫妇6年前就到西安闯江湖，先是做水果生意，两年下来，赔赔赚赚，基本上扯了个平。此后，男的便靠在建筑工地干苦力挣钱，女的改做卖菜生意，总算有了一点节余。两年前将一对儿女也领到西安在南郊一家小学借读。虽说收费也不低，但还能对付。没想到女主人今年做生意时上了一回大当，亏了个“大窟窿”，这下麻烦了，秋季孩子上学，俩人愁得茶饭不思，厚着脸皮向周围的朋友借遍了，总算借到1000元。由于来不及回原籍办证，最终自愿交了借读费。

　　即便是这样，一些农民工家长们还是很“理解”。在东郊摆水果摊的左女士说：“现在好多了，1995年以前那才叫三天两头交呢。那时侯，借读费没有个定数，每个学期算下来单小学就差不多要交上千元。其他的收费又不公开，学校让交就交，从来不清楚交的是什么费，现在最起码知道用在了什么地方。”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孩子有个地方可以好好地、安安稳稳地上学，他们不愿去计较太多。

　　在西郊一所农民工子女比较集中的小学，记者从一位姓杨的老师口中了解到，该校有400多名学生，300多名都是农民工子女，对部分家庭贫困、多个子女上学的外来户，校长酌情给予减免，相当一部分学生由于没有“五证”或“五证”不全交了300元借读费。当记者询问一些农民工家长学校是否知道教育部门有关免收借读费的规定时，有的竟一无所知，有的虽然知道但显得很无奈：“光五证这些手续跑下来估计得一两个月，我们没那么多时间，谁都耽误不起啊１显然，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低及对国家相关规定的不甚了解与他们在城市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有一定联系的，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情况不容忽视，一位市民告诉记者，这些学校经常是开学一个月不收借读费等费用，等风声不紧的时候又让学生“返交”，学生家长一般都就忍了。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数农民工表示：我们本身的生活就不富余，不少还很艰难，但在目前的境遇下，我们最理智的选择就是息事宁人。像学校要求的校服费，搞活动的费用，订图书报纸等资料的费用，别人交，我们就交，我们只想自己的孩子能和城市孩子一样，平等就够了，从不奢望享受任何特权或特殊照顾。

　　家长心中的小九九

　　很多来西安打工的农民工只身一人，他们有孩子、有家，可他们不能相守相聚。这样的人“无牵无挂”，来去自如，还有更多的人就不那么轻松了。他们的子女就是“流动的花朵”，今天在这里，明天也许就会随着父母去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农民工家庭是三口或四口小家，他们带着孩子出来单干，一边赚钱，一边供孩子在城里上学。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亲自照顾孩子，监督孩子学习，不至于成为没人管的“野孩子”。他们一致认为城里的教学质量好，在城里念书有用，而家乡的教学水平落后，老师不太负责，会贻误孩子学业。

　　还有一些农民工的做法要“另类”许多，其心中的“小九九”让记者不能不对他们刮目相看。来自陕北清涧县的民工黄志国（化名）自爆“家私”，他的女儿以前在西安上学，小学毕业时，学习还不错，但因交不起中学的择校费、赞助费，再考虑到女儿可以自律，有一定自学能力，不用家长操太多心，便让女儿回家乡上学。和城里的学校比，他认为家乡的学费可以接受，不至于让女儿辍学。就记者了解到的信息，采用让子女在城里上小学，再回家乡读初中、高中这种做法的农民工是很普遍的。他们游走在城市的边缘，他们的子女游走在城乡之间。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择校方式实在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当然，也有一些不明“事理”的农民工家长。他们迫于家庭状况不好，干脆让子女跟着自己一起打工当下手。他们没文化，也任由孩子没文化；他们卖苦力，也让孩子卖苦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循环着。他们也许不懂得什么叫义务与权利，不知道九年义务教育的意义。但这背后的辛酸和苦楚，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高额的费用，歧视的目光，冷冷的嘲讽给他们的生活画上了巨大的叹号和句号。

　　渴望子女不再受罪

　　农民工很清楚自己是属于哪个部落的，他们蜂拥而至，其中的绝大多数又将黯然离开———城市似乎永远不会属于他们。带着一代的遗憾走了，或许农民工的父辈们就是这样走的；带着一代的遗憾又来了，农民工希望在这块土地上找到自己永远的位置，只是遗憾目前仍在延续着。

　　甘肃定西县农民王某夫妇是2000年双双到西安谋生的，妻子给一家单位当清洁工，王某则一直做零工，装修、建筑、搬运啥都干过，风里来雨里去，可算是吃尽了苦头。后来当了个小包工头，本来生活有了改善，但去年的一笔大账成了死账，怎么也要不回来，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只好又干起零工。今年暑期，经一位熟人介绍，王某又返回甘肃酒泉打工，无奈，那活儿重得很，两袋水泥一摞，要一口气从1楼扛到12楼，他本人几个月前还出过车祸，左手没好利索，根本吃不消，干了不到一个月又回到西安，现在仍在建筑市场干苦力，但他一直咬着牙坚持着。因为他的两个孩子都在莲湖区一家收费并不高的小学上学，为了不使自己的后代像自己一样辛苦、漂泊，他无论如何都得坚持着，至少要让孩子把初中上完再说。

　　其实，当每一个农民工走进城市的那天，他们就带来了希望。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哪怕自己受再大的苦也要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愿望是那样简单，可又似乎难以实现。走在城市的霓虹灯下，他们渐行渐远，步履是那样蹒跚……